第四章 哪个疯狂者的构想（第26/32页）

至于年长的那一号，既不酷，穿着也随随便便的，“人文主义者”……唉，她在会议上、发表的文章和讲演里都不得不按专业要求随波逐流，人文主义者却实在是她自身的一部分，她有时感到亲手将它出卖了，因此她被他们所吸引：因为他们固守本分，从来不变，因为她知道他们把她认做一名叛徒。她的课有号召力，但他们认为那种号召力只是时下的流行现象，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年长者，人文主义者，老式的传统人文主义者阅读过一切，再生教师（她在心里是这样评价他们的），让她有时觉得自己十分浅薄。她的号召力他们加以嘲笑，她的学术成果他们不屑一顾。在教职员会议上他们直言不讳，你会认为他们应当那样；在课堂上他们敢于说出他们的感受，而同样你也会认为他们本该如此；结果，在他们面前她直不起腰杆。既然她本人并不对她在巴黎和纽黑文学到的所谓话语具有充分的信心，内心里她也就土崩瓦解了。只是她需要那种语汇帮助她成功而已。她独自在美国打拼，要取得成功所欠缺的条件太多了！然而为了成功所做的一切努力无不带来负面效应，这使她感到自己越来越不真实，而将她的困境戏剧化地称做“浮士德交易”也于事无补。

她甚至觉得自己背叛了米兰·昆德拉，于是，默默地，当她独处时，她会在脑海里描绘他的形象，对他讲话，请求他的宽恕。昆德拉讲演的意图是将智力从法兰西的世故中解脱出来，将小说当做与人类生活、人性喜剧相关联的东西来加以讨论；他的意图是将他的学生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以及现代性的桎梏里解放出来，将他们身上从中哺育吸收的法国理论荡涤一空，而且倾听他的话语曾经是巨大的缓释，因为尽管她不断地发表文章和享有越来越高的学术声誉，她始终对使用文学理论应付文学作品感到力不从心。在她喜欢的东西和她应当爱慕的东西之间——在她应当如何评论她应当倾慕的东西和她如何对自己评说她珍视的作家之间——竟然会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距，以致她背叛了昆德拉的感觉，虽然并非她生活中最为严重的问题，有时也会变成近似于出卖了一位良善的、信任她的、不在眼前的情人的羞耻。

唯一她经常与之相约外出的男人，说来奇怪，是校园里最为保守的人士，一位离过婚的六十五岁的男子，亚瑟·苏斯曼，波士顿经济学家，曾提名任第二届福特政府的财政部部长。他略显矮胖，略显拘谨，总是穿着西服套装。他痛恨肯定性的行为，痛恨克林顿。他一星期从波士顿过来一次，在这儿得到天文数字般的酬金，人们认为他将雅典娜放上了学术地图。女人们一口咬定她和他睡过觉，仅仅因为他曾经有权有势。她们看见他们偶尔在自助餐厅共进午餐。他走进自助餐厅，一副百无聊赖的模样，直到看见德芬妮神色才为之一变。当他询问可否与她做伴时，她就说“您今天大驾光临，我们倍感宠幸”这一类的话。他喜欢听她挖苦他，在某种程度上。吃过午饭，他们进行了德芬妮所谓的“真正的交谈”。他告诉她，政府拥有三百九十亿财政盈余，却不打算退还给纳税人一分钱。是老百姓赚的，他们应当把它花掉，他们不该让官僚们决定怎么使用他们的钱。吃午饭时，他详尽地解释为什么社会保障应当交由私人投资分析家管理：人人都应当为他们自己的未来投资。为什么有人信托政府筹划老百姓的未来，当社会保障给予你的只是X报偿，而那些投资股市的人个个获得双倍的回报，若不是更多的话?他论点的核心始终是个人自主权、个人自由。德芬妮斗胆告诉这位从未上任的财长，对大多数老百姓而言，他们并没有足够的钱进行选择，没有接受过足够的教育进行有深度的测算——对市场没有足够驾驭的能力这一点，他永远也无法理解。他的模式，她向他解释道，是建立在激进的个人自由的理念上，而后者在他的脑子里缩减为激进的市场主权。盈余与社会保障——让他烦躁不安的两大议题，自始至终都是他们讨论的热点。他似乎最恨的是克林顿将他心中之所想一律改换为民主党的版本。“好事一桩，”他对她说，“那个小矮子鲍伯·里奇不在那儿了。他会叫克林顿花上几十亿美元让老百姓接受二度培训，以便接手那些他们一辈子也无法适应的工作。大好事，他总算离开了内阁。至少他们有鲍伯·鲁宾，至少他们还有一个头脑清醒的家伙，知道尸体埋在什么地方。至少他和阿伦把利率保持在应有的位置上。至少他和阿伦使得复苏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