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哪个疯狂者的构想（第19/32页）

“我受不了。路易——调头。”

“伙计，放松。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路了。”

“把这该死的东西转回去！”

“莱斯特，你只有去了才知道。你必须去，”路易温和地说，“你必须知道。”

“我不想知道！”

“再服些你的药怎样?一点劳拉西泮。一点安定。微微过量不会伤到你的。给他倒杯水，契特。”

当他们到达匹茨堡，路易把车停靠在了华美达酒店对面的路边时，让莱斯特下车可不容易。“我不干。”他说，于是其他几个人只好在车外面站着抽烟，好给莱斯特更多的时间，等待过量的劳拉西泮和安定发挥效应。路易在街上拿眼睛盯着他。周围有许多警车和许多大客车。在墙那边正举行着一个庆典仪式，你可以听到有人对着麦克风讲话，某个当地的政客，很可能是那天早晨第十五名大发空头议论的人。“姓名镌刻在我后面墙上的这些人是你们的亲戚、朋友、和邻居。他们是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黑人、白人、本地人——全都是美国人。他们发誓保卫和护佑，并且为了遵守誓言而捐躯。没有任何的荣耀、任何的仪式能够充分表达我们的感激和景仰。下面这首诗是几个星期前在俄亥俄留下的，我愿与你们分享。我们缅怀你们，微笑着的、骄傲的、强壮的你们/你们告诉我们不要担心/我们记得那最后的拥抱和亲吻……”

当这个演讲告一段落时，又来了另外一个。“……我站在镌刻着名字的墙前面，当我放眼望去，看见像我一样的中年人，他们当中有的佩着勋章，穿着部分军服，我看见在他们的眼睛里有着微微的悲哀——也许这就是我们都是兄弟摔跤手，步兵。离家万里之遥时，无一没有学会的那种望眼欲穿的眼神——当我看见这一切的时候，我似乎又回到三十年前。这面流动墙的固定形式是1982年11月13日在华盛顿开放的。我花了几乎两年半的时间才到达那里。回首那段时间，我明白了，跟许多越战老兵一样，我有意远离它，因为我知道它会引发痛苦的记忆。于是，在一个华盛顿的夜晚，当暮色降临时，我独自来到墙面前。我把妻儿留在了旅店里——我们正在从迪斯尼回家的途中——去瞻仰了墙，并独自在它的最高处，接近我此刻站立的位置，驻足良久。记忆涌上心头——感情的旋风席卷而来。我回想起一同长大的伙伴，一道打球的伙伴，现在在墙上的人，匹茨堡人。我记起我的无线电发报员，萨尔。我们是在越南相遇的。我们玩‘你来自何方’的游戏。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的哪里。他来自西斯普林菲尔德。我说我来自匹茨堡。而萨尔在我离开后一个月死了。我4月回到家里，拿起一份当地报纸，看见萨尔不会在匹茨堡或斯普林菲尔德和我一道喝酒了。我还回想起一同服役的其他人……”

随后，来了一支乐队——很可能是一支陆军军乐队——奏起《绿色贝雷帽战歌》，这使得路易认为最好等到仪式彻底结束以后再让莱斯特下车。路易计算了他们的抵达时间，以致他们不用对付长篇大论的讲演或感情色彩浓重的乐曲，但很可能节目开始得晚了，因此他们还是赶上了。不过，看看表，快到中午了，他估计仪式已接近尾声。啊，不错——突然他们完事了。独支小号吹奏起踢踏舞曲。没什么两样。站在马路边上，被一大批空客车和警车所包围，听踢踏舞曲本来就够受的了，更何况身处此情此景，耳边阵阵啜泣声，叫人怎么能又要应付踢踏舞曲，又要应付墙。踢踏舞曲，合奏的踢踏舞曲，踢踏舞曲最后的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音符，然后乐队奏起《上帝保佑美国》，路易听见墙下的人都跟着一起唱——“从高山，到平原，直达白色浪花飞溅的海洋”——一分钟过后，完了。

在车里面莱斯特仍然抖个不停，但他似乎并没有不断地朝后面张望，只是偶尔扭头看一看“那些东西”，所以路易艰难地爬回车里，在他身边坐下，明白莱斯特的整个生命此刻就构筑在他对即将要发现的东西的恐惧上，因此当务之急便是将他拉到那儿，一次性地解决掉。

“我们叫斯威夫特先去，莱斯特，为你找肯尼。墙相当长，比你一个个名字看过去要好得多，斯威夫特和大伙一道过去，预先找到确切位置。名字按时间顺序排列在板上面。他们按时间先后排列，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我知道肯尼的时间，你告诉我们的，所以现在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找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