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禅和西方（第7/10页）

另外，确实，同哲学探讨类似更多一些——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也是很有说服力的。如下一种类似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一方面是这一作品的如下说法（我们寻求的“明确性”是完全的明确性。但这只意味着哲学问题必须完全消失），另一方面是姚山大师同一个弟子的对话，这个弟子问大师盘着腿在做什么（大师回答说：“在想思想之外的事。”又问：“如何想思想之外的事？”答：“在不想之中想》”），《哲学研究》（Indagini filosofiche）中的某些说法——比如，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教苍蝇如何从瓶子里爬出来”——又成了禅学大师们的说法。在剑桥的《阅读笔记》（Lecture Notes）中，维特根斯坦指出，哲学的任务是，“同复现表象的形式所引起的诱惑进行斗争”，正如对“由于对自己的语言结构的了解不完整而忍受精神痉挛的人”进行心理治疗一样。大师倒茶的例子就无需再提了。维特根斯坦的这种说法被说成是“治疗性实证主义”，也像是这样一种教导，它给予的不是真理，而是使人走上自己去获得真理的道路。

总体来说，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在确立一种严格验证纯西方传统逻辑的方法时，哲学实际上淡化到了沉默之中。这里没有讲出什么新东西。维特根斯坦具有这两个方面，这第二个方面是从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接受来的。关于第一个方面，即沉默这一方面，这正是禅所具有的一个方面，实际上这意味着巧妙地玩弄文字，目的是说，这个方面是神秘的。维特根斯坦无疑是伟大德意志神秘传统的一部分，站在颂扬着迷、无限和沉默的人们一边，从埃克哈特（Eckhart）到苏索和鲁伊斯布鲁克。有人——比如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就印度思想同德意志的神秘思想的相似之处写了很多东西，铃木贞太郎说，对迈斯特尔·埃克哈特，应当说他是真正的开悟。[14]但是，在这里，方程式成了灵活的东西，甚至可以说，传统智力中的那种投入的神秘阶段在人的历史中是一个反复经历的阶段，而在东方思想中则是一直存在的东西。

由于禅=神秘主义，所以可以进行很多对比。我觉得，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中，布赖斯对禅的研究就属于这一类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看对丹蒂·加布里埃莱·罗塞蒂的一首诗的分析，在这首诗中描写了一个人，他固执地要设法为存在的神秘性找到答案。他在野地里到处游逛，极力想找到一个符号或者一个声音。突然，他跪倒在地，一副祈祷的样子，头低下来，低到两腿之间，眼睛看着前面不远处的几棵小草。这时，他突然看到一棵野生的戟（学名为大戟），一科三萼杯状花序的戟：开着鲜花的丛林中，一棵杯状三萼花序的大戟。

当他看到这棵大戟时，脑中好像闪过一道亮光，眼前突然一亮，诗人明白了，他写道：

由于极度悲伤，

无需智慧无需记忆，

当年知道的一件事我仍记起，

那是杯状三萼花序的大戟。

使他折服的整个问题现在只剩下唯一的真理，这是简单但绝对的真理，是不可动摇的真理：大戟有杯状三萼的花序。这是一个惊人的命题，其余是寂静。没有任何疑问。这是一个非常带有禅的意味的发现，像诗人庞云的发现一样，他写道：“这超越自然，这多么迷人！我从井中汲水，我抱来柴薪！”但正如布赖斯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样的时刻对禅来说是不情愿的时刻，也可以说，在这种同大自然自然地融为一体的时刻，人会发现每一种物的绝对的、准确的意义。在这一方面，可以对整个西方的思想进行分析，这样会走向比如说尼科洛·库萨诺所说的纷乱这样的概念，但那是一个需要另外加以论述的问题。

但对我们来说，所有这些“发现”和类似性都仍然是一个文化社会学中的问题：禅吸引了一些社会集团的人，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模式，可以用以重新确认西方文化和他们的个人心理历史中的那些神秘时刻。

这些之所以发生，无疑也是因为，在所有这些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同我们的心理很不相容的东方思想中，禅是可以使西方人感到最亲切的一种思想。这是因为，它的退而对客观进行思考，不是拒绝生活，而是相反，是高高兴兴地接受生活，是呼吁人们深入到生活中去，是重新估价自己的实际活动。那是丰富的活动，是怀着爱意进行的活动，是去重新估价高高兴兴地、简单明了地生活在其间的世界的真理。这是要求回到生活过的生活之中，回到事实本身，用德文说就是：zu den Sachen selb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