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10/17页）

“快说呀，小子。别扯冰箱的事了。”

“难道你不想时不时地来点冰啤酒或者凉葡萄酒吗？”

“冰啤酒？”她惊诧地看着他，“那个国家把你毁了，小子。别跟我闲扯了。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在窗户里。她的窗户里。”他从衬衫里掏出鸡头和鸡爪，用报纸包好。

“做什么？”

“看。就是看，身上裹着床单之类的东西，但上半身全光着。”

“他看见你看到他了吗？”

“没有。我想他没看见。我假装摘下帽子搔头，从树枝之间偷偷往上看的。”

“他什么也没干？没动？”

“没。就是东张西望。后来我就转身走开了。”

“就他一个？她没和他在一起？”

“说不清。反正是在她屋里。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在这之前我见过她在屋里，赤裸得像条虫，当时我在栽树。她蹦了回去，但没用。她不知道我头上有眼睛。后来嘛，大概过了一小时左右吧，他就在那儿了。几乎也光着身子。只在腰上缠了点白色的东西。你觉得他们已经搞上了吗？”他已经不再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公然津津乐道于种种可能了。

“我告诉你！”特蕾丝说，“他是个骑士，来这儿是为了抢走她。他在这周围东躲西藏的，就是在等机会。”

“也许，也许吧。”吉迪昂看着她混浊的眼睛，“你他妈都快瞎了，我还是得把看见的告诉你。因为有些事情你看得比我明白。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外表强壮的大男人干吗要那样躲在这儿呢？干吗一直藏在这栋宅子里呢？干吗不到岛的另一边去，到坡上菲律宾人的地方去呢？他一定是在找某个人。”

“那婊子，那个荡妇，”特蕾丝说，“所以他才径直到她屋里去了嘛。因为他知道她在那儿，他从山上就看见她了。说不定他会把她从这里带走呢。”

“回美国吗，嗯？”

“也许还是法国呢。就是那只大盒子启运的地方吧。也许他不是骑士，而是个老男友，他就是送她那个盒子的人，吉迪昂。”

“别说了。你说得离谱了。”

“而砍刀辫子不喜欢这件事。想拆散他们。可是没用。他找到了她，游过了整个大海，直到找到了她，对不？把砍刀辫子气疯了。现在她告诉她打领结的丈夫……”特蕾丝坐到木椅上，边说边摇，每想出新的下文就用手指在吉迪昂的肩头按一按。“领结也气疯了。因为他就是照着砍刀辫子的话过日子的……”她越异想天开，就把椅子摇得越厉害，而摇得越厉害，她的英语也就越磕磕绊绊，直到成了她嘴里的灰尘，阻碍了她想象力的流动，她才使劲把它吐了出来，然后用多米尼加岛法语清澈的瀑布式的流畅使故事大放异彩。

吉迪昂没法制止她，只好一边大口喝咖啡一边躲避着肩头上的刺痛。她放弃了英语之后，他就不再听她絮叨了，因为她正是用法语骗他离开住了二十年之久的美国，回到多米尼加岛照料家产的。于是他就充耳不闻地试着喝光咖啡，听凭她把他肩头按得生疼而不去理会，因为她是他母亲的小妹妹，而且他还艳羡她那双有魔法的奶子，何况她曾经在十五年内用三十四封信欺骗了他（居然骗得了他），叫他回家照料家产，而她所谓的家产实际上就是她本人，因为当他回到家乡时，除了她什么都不剩了：没有土地，也没有长满咖啡树的丘陵。只有比他大两岁的特蕾丝，还有一栋水泥房子。每次飓风之后，屋顶都需要复位，这就意味着一年要修上四次。他望着那栋房子——散布在碧绿山坡上的十几栋房屋中的一座——并且发现他从小就记得的那一百三十阿邪（法国旧土地面积单位，现仍应用于美洲的原法国殖民地，1 阿邪约相当于0.84英亩。）土地连同那些碧绿的山全部属于住在瓜德罗普岛的法国人，除了厨房的菜圃和河畔村里的菜园已经没有土地可照看，只有这个嗜吃苹果、爱大笑又爱撒谎的干瘪老太婆，但他甚至都没有生气。他只是奇怪自己竟然对那三十四封信深信不疑。那些用地道法语写的信起初由神父代笔，后来则由神父的一个助手捉刀，叙述着掌管那么多产业对一位上年纪的女士来说委实负担过重，然而她每次都想方设法要他寄一张十美元的汇票，并一再叮嘱他千万要带回或者邮寄来苹果。如果他能让她知道苹果抵达的时间，她就要向海关的一位朋友打招呼，因为苹果系禁运品，多米尼加岛禁止进口。这话倒是真的，因为只有法国产的水果和蔬菜才可运抵港口并在市场上销售。因此船上每月卸下的都是枯萎的莴苣、铁锈色的瘪豆子和细得只剩下芯的胡萝卜。这种状况对富人和中产阶级是够苦的，因为他们从未考虑过种菜吃 （当然，美国人是例外，他们把种菜当做嗜好），只能依赖市场。但对穷人却没什么不便，因为自家菜地、大海和长在路边的鳄梨树就能让他们吃得很好。特蕾丝只在七岁时尝过一次苹果，第二次便是三十五岁了，以致她馋苹果馋得近乎犯神经。当一九七三年，吉迪昂在他的天蓝色休闲西装里藏着十二个苹果出现时——特蕾丝在海关的朋友们注意到了，但是两美元便使他们视而不见——她的感激之情难以尽述，他没有像他威胁她的那样乘下一班飞机回去。他所有之物毕竟所剩无几了：只有美国国籍，其优越性在于能够偶尔寄一张十美元的汇票，买一套休闲装和看电视。他青年时期的朋友大多已移居法国，他们在那边过的日子令人心碎，因此他便选了魁北克，尽管为此他必须等到二十二岁才能拿到签证，随后他到达时衣袋里便揣着所谓的加拿大农民的身份。两年之后，他依靠多种说辞（包括与一个美国黑人结婚）才进入美国，有了丰富的汇票、休闲西装和电视节目。如今他回来了，除了每次飓风过后搭盖新屋顶、找点零活和等待狂欢节，还有什么可做的呢？起初他在家人和朋友面前感到羞耻。就像特蕾丝曾经骗他那样，他曾经也哄她说，他在美国已经赚了大钱。眼下人人都看得到他等着下一次修临时屋顶，寻找机会挣游客的小费，在酒馆里盯着女人——又跟先前一样了。没有装美钞的手提箱。只有十二个苹果和休闲西装。丢人。只有蠢驴才会和离家时一样不名一文地回到多米尼加岛。那些急于回来（从法国、魁北克、纽约或其他地方）的人都不可能也不会这么做的，除非他们带着为之奋斗的大学文凭和钱财衣锦还乡。的确，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这座岛上也算是一笔本钱，可是，到了他这种年纪，没有学历，又和能帮他找工作的朋友失去了联系，他总不能在机场给人搬行李或者在“老王后”酒店端盘子吧。于是他就在港口漂泊，干上几天杂工或者碰上运气好的时候，为出租车司机收上一天车费。直到有一天，他这四十年的杂工生涯得到了报偿：一个在骑士岛上拥有一所房子的美国人迁来居住，他需要一个定时上班的杂工兼花匠，要会驾船，会讲英语，举止也不能像当地黑人那么倨傲。确实，尽管多米尼加岛的当地人一年要修四次自己的住房，却不掩饰他们内心深处对他们自己之外一切人的轻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