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32/40页）

但希望之光一掠而过，又自行暗淡了，代之而起的是无比忧郁而平静的绝望。95

“到了我不在的时候，一切自会走上轨道的。”她说。“现在我不能想象，你们没有我怎么过活，孩子们好像少不了我，可是你想，其实他们没有我也会长大，一切都会照常进行，仿佛向来就是这样。”

她又说了几句，谈到了孩子们和萨沙的身体；她很高兴，他在尼斯强壮一些了，福格特也同意这一点。

“要爱护塔塔，对她必须特别谨慎，她的性格深沉含蓄，又比较孤僻。”接着又道：“唉，但愿我能活到我的纳塔利娅96到达的一天……孩子们睡了吗？”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睡了。”我说。

从远处传来了孩子的声音。

“这是奥莉加，”她说，笑了笑（这是最后一次），“你去看看她怎么样。”

到夜里，她变得非常烦躁，向我默默示意，她的枕头摆得不好，但不论我怎么放，她还是觉得不舒服，露出烦恼、甚至不满的神色，改变头部的姿势。后来她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到了半夜，她做了个手势，似乎想喝水；我用茶匙喂她喝橙子汁，里边掺了糖和水，但是她的牙齿咬得紧紧的——这时她已不省人事。我害怕得呆住了；天亮后，我拉开了窗帷，头脑乱极了，我带着绝望的心情端详她的脸，发现在几小时内她不仅嘴唇，连牙齿也发黑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那可怕的昏迷意味着什么，那黑色又是为什么？

邦费斯医师和卡·福格特整夜坐在客厅中。我下了楼，向福格特谈了我看到的情形，他避开我的目光，没讲一句话便上楼了。回答是不必要的，病人的脉搏差不多已停止跳动。

将近中午，她恢复了知觉，又要孩子们来，但没说一句话。她觉得屋里太暗，这已是第二次了；明明是白天，她问我为什么不点蜡烛（两支蜡烛已点在桌上），我又点了一支，但她还是看不到，说房里太暗。

“唉，我的朋友，头多么痛。”她说，还说了两三句什么。

她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已像死的一般），把它覆在她脸上。我向她说话，她的回答含糊不清；她又失去了知觉，从此再没恢复……

啊，再说一句话吧……一句话……难道一切就这么完了！这种弥留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从5月1日正午或一点钟到5月2日早上七点。多么残酷、多么可怕的十九个钟头啊！

有时她处在半昏迷状态，明确地表示，她要脱下那件法兰绒衣服，那件短上衣，要换连衫裙，但以后便不作声了。

我几次开口对她说话，她似乎听到了，但讲不出一个字，痛苦的表情仿佛掠过了她的脸。她两次攥紧我的手，这不是痉挛性的，是有意识的——我深深相信这一点。到了早上六点，我问医生还剩多少时候？“不到一小时。”

我走到花园中叫萨沙。我希望他母亲的最后几分钟能在他脑海里留下永恒的印象。他随我走上楼梯时，我告诉他什么不幸在等待着我们——他从未想到情况有这么严重。他脸色苍白，几乎晕倒，跟我一起走进了房间。

“让我们并排跪下吧。”我说，指指床头的地毯。

她满脸都是临死前的汗珠，手拉住上衣在抽搐，仿佛想把它脱下。几声痛苦的呻吟，几个不连贯的嗓音，使我想起了瓦季姆97的临终状态；接着一切沉寂了。医生拿起她的手又放下，它像物品似的掉下了。

孩子在抽泣，我记不清开头发生了什么。我冲出屋子，进了大厅，遇见卡尔·埃德蒙，我想对他说话，但从我的胸口发出的是一种我所不熟悉的声音……我站在窗前，注视着那一望无际的闪光的海水，我感到迷惘，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不明白。

后来我想起了那句话：“要爱护塔塔！”我觉得害怕，孩子一定吓坏了。起先我不让告诉她什么，但是这怎么成呢？我吩咐把她找来，与她关在书房里，把她抱在膝上，我一步步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最后才告诉她，“妈妈”死了。她浑身哆嗦，脸上涌起了红晕，眼泪滚滚而下……

我带她上楼。那儿的一切都已变了。死者像活着一样，躺在堆满鲜花的床上，她的旁边便是同一天夜里死去的婴孩。房间蒙了白布，到处是鲜花，一切带有意大利人的优雅风味，它给撕裂人心的死亡的悲痛蒙上了一层柔和的色彩。

这优美的环境感染了受惊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