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二次反叛 5（第7/8页）

后来我们终于获准开车到大坝和水电站去。那里临近两军交战的地方。水电站的设备毫无损坏，不过一家开张不久的夜总会已经不在了。夜总会老板原来是南部葡萄牙占领区的人，为了躲避征兵，逃到我们这里来，开了这家夜总会。这儿环境非常优美，夜总会坐落在悬崖上，前面的大河一览无余。这里是我们刚刚开始习惯的好去处：周围的树上总是挂着五颜六色的小灯泡，我们悠闲地坐在这里，一边喝着低度葡萄牙白葡萄酒，一边欣赏着大峡谷和打着灯光的大坝，简直是种奢侈的享受，让我们感觉自己很有品位。不过打仗的时候，叛军占领了夜总会，将它洗劫一空。夜总会的主要建筑十分朴素，没什么特别的：水泥墙围在四周，舞池是露天的，边上有个酒吧间。那四堵墙仍在，但很多地方有火燎的痕迹，可见他们曾想连这水泥墙一起烧了。所有装置都被毁坏了。叛军的怒火好像是冲着一切不属于非洲森林的东西，如金属、机械、电线等等。

其他地方也能看到这种愤怒的印记。前一次战争结束后，联合国某机构曾把水电站和大坝上面的堤道修好，离大坝有段距离的地方竖立了一座金字塔形石碑，碑上有块铭牌，记载着联合国修坝一事。铭牌好像被用沉重的金属物件砸得走了形，上面的字母也被人一个个锉掉了。堤道一端本来有些铸铁的路灯柱子，都是从欧洲运来的，竖在这里作为装饰。代表新势力的地方装一些老式路灯，主意不错。可惜这些柱子也被砸得面目全非。灯柱都是十九世纪的巴黎工匠制造的，上面还刻着他们的姓名，这些姓名也无一幸免——凡是有字的地方都被人锉掉了。

让人忘不掉的是这种愤怒——那些头脑简单的人见着金属的东西就想用自己的手毁掉！刚刚停火没几周，随着村里的人又跑回到镇上，饥肠辘辘，四处觅食，这些事已经显得非常遥远，难以想象了！

恢复和平后没几天，惠斯曼斯神父再次出游，结果被人杀害。他的死本来不会有人知道，凶手随便把他埋到丛林里的某个地方就行了，谁也不会找到。不过杀害他的人故意要把事情抖出来。他们把遗体放入独木舟，独木舟沿着大河漂游，最后被水葫芦缠住，停在了河岸边。尸体上面满是残害的痕迹，头颅被人砍断，还钉上了钉子。大家一切从简，很快把遗体掩埋了。

太可怕了。他这一死，让人觉得他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了。那么渊博的学识就这样随他入土了。对我来说，可贵的不只是他的知识，还有他的人生态度，他对非洲的热爱，他对森林信仰的感情。他一死，我觉得整个世界也死了一小块。

我敬佩神父的纯洁，但现在我不禁怀疑这纯洁到头来究竟有没有价值。面对如此可怖的死亡，我们怎能不去怀疑一切呢？不过我们终归是人，不管周围有多少死亡，我们总还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不能带着怀疑的心态长久生活下去。所以，这一阵怀疑的情绪过去之后，我开始感觉到神父的一辈子过得比我们大部分人都好——在内心深处，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这一点我从不怀疑。神父对自己的文明的看法让他过着一种独特的全心投入的生活，激发他去寻找，去探索。我们看到的只有丛林，而他却发现了人性的丰富饱满。不过，他对自己的文明的看法和他的虚荣相似。他过分沉迷于研究大河边各民族的融合，为此付出了代价。

神父是怎么死的，没有什么像样的说法。但他的尸体放在独木舟里，在河道上漂流，肯定被很多人看到了。公立中学里人们议论纷纷。虽然镇上大多数人对神父知之甚少，但大家都知道他热爱非洲。学校的男孩们有的感到难堪和羞耻，有的却火药味十足。费迪南属于后者。他已经从前一阵的惊吓中恢复过来，也不再想着回母亲的村庄了。他对神父之死的态度我一点儿也不奇怪。

费迪南说：“博物馆是欧洲人的玩意儿。那和非洲之神犯冲。我们各家的屋子里都有这些面具，我们都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我们不必到惠斯曼斯的博物馆去。”

“非洲之神”——这话是梅迪说的，而梅迪是从海岸那边反抗阿拉伯人的暴动的领袖那里听来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是那个从水电站传来枪声的夜晚，那晚我们感到自己平安了。不过这个说法暴露出费迪南内心的一些东西。住在我家的那些天，费迪南经历了一场危机。自此之后，他进入了一个新的角色。这个角色很适合他，而且更合理。他不再想扮成某个特殊种类的非洲人。他就是个非洲人，愿意认同自己性格的各个方面。

这种新角色并没有让他感到轻松些。他不再像以前一样有礼貌，他变得嚣张而怪异，背后是隐秘的紧张。他尽量不到我家里或者店里来。这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在经历了叛乱的巨大惊吓之后，他想向我表明，没有我他也照样活得好好的。但后来有一天，他托梅迪捎来一封信，打动了我。信写在从练习本里撕下来的一张印有线条的纸上，没装在信封里，而是折了几折，折得小小的，紧紧的，展开一看，上面只有一句话，字写得很大：“萨林姆！那个时候，是你把我带回家，把我当成自家人一样。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