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一个孩子（第28/30页）
(23)遗体仍被保存在国家卫生研究院，想看的话，可以提出特殊申请。
(24)当时乌瓦应该已经五十二岁了。
(25)先前，诺顿已经证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吃了欧帕伊伏艾克之后，实验对象的寿命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增长现象。但不管是他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不是诺顿的错，难处在于，现有的科学水平连找出问题的能力都没有，更别说找出答案了。别忘了，我们所谓的基因学其实是一种非常不成熟的研究领域。就像诺顿说的，等到科学有办法提出理论，主张欧帕伊伏艾克可以把端粒酶钝化，延长生物寿命时，已经太晚了。（简单来讲，端粒酶是人体的一种天然酵素，会让端粒退化，借此限制每个细胞的分裂次数；如果没有端粒酶，细胞就会变成“长生不死”，人类也不会老化。根据这种理论，欧帕伊伏艾克可以让体内大多数细胞的端粒酶无法发挥作用，但不知道为什么，端粒酶在某一部分脑细胞的作用仍然正常。尽管身体及听力和大幅动作的能力等不受影响，但脑部的某些区域，包括控制精细动作、视力与推理能力的部分，一样会受影响。）
然而，科学就是这么一回事。科学始自某个人的发现。他不知道自己发现的是什么、有什么功用，或者能拿来解决什么问题，但他知道自己发现了一块拼图，只能猜测拼图全貌的形状与形式。接下来，他用自己的余生试着发现另一块拼图，但他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找得非常辛苦，也不太可能找到答案。到了下个世代又出现了另一人。他看到那一块前人发现的拼图，又找到了另一块。所以现在他手里有了两块拼图。接着又找到了第三、第四与第五块。但是，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有多少块拼图被发现，任谁都没办法宣称自己知道最后拼图的全貌是什么。他以为自己拼的是一幅马的拼图，却突然找到一块鱼鳍的拼图，这才发现自己一直都错了。他认为自己要拼出一条鱼，接下来却找到鸟的翅膀。当科学家的人，就要有一辈子无法解开问题的心理准备，而且要知道自己不是生得太早，就是太晚，而且苦恼的是，没办法猜出答案为何。但是答案一旦出现，看起来又是如此明显简单，科学家只能痛骂自己与答案擦肩而过，要是当初稍稍调整方向就能找出答案了。
(26)曾经有非常多年的时间，诺顿持续向好几家药厂打听那四个被他留在岛上的梦游者的下落（包括伊瓦伊瓦、瓦阿娜、乌卡薇与韦伊伊乌），据说那几家药厂曾把梦游者带到了自家的实验室。也许并不意外的是，每次他都失望了。时至今日，没有人知道他被迫遗弃的梦游者到底是被抓了、躲了起来（这似乎不太可能），还是死了（我们只能抱持这个希望，因为这对他们来讲是件好事），才没有被抓。
诺顿也一直在打听塔伦特的下落，但是没人能够或者愿意承认自己遇见过他。而且，尽管伊伏伊伏岛的森林有很大一部分被清除掉了，但理论上，塔伦特还是可以躲过外人的积极探寻，不被发现。
(27)诺顿这里指的是现代科学史上两个较为恶名昭彰且更不幸的人体实验计划。斯塔腾岛上的威尔布鲁克州立学校收容了大约六千名智力低下的儿童。1963年到1966年间，为了进一步研究甲型肝炎对患者的影响，那些学童被注射了肝炎病毒。这件事曝光后，社会大众当然义愤填膺，实验被喊停。至于两者之中较为有名的，则是发生在塔斯克吉的案例，这个计划的时间长达四十年之久（1932年到1972年），研究者充满野心，实验方式是让亚拉巴马州的贫穷黑人佃农感染梅毒——虽然青霉素早就成为治疗梅毒的常用药剂，但为了研究他们，研究者并没有帮他们注射青霉素。
塔斯克吉丑闻直接促成了当代人体实验法规与准则的通过（而我们知道的生物伦理规范，更是与那一件事密不可分）。虽然国家卫生研究院在1966年成立了研究受试对象权利保护处，但是一直要到八年后，诺顿在这里提及的委员会才成立，并真正获得了监督与相关的权力。
该委员会的委员们于1975年造访了诺顿的实验室，亲自参观梦游者的安置情形。处境比他们恶劣的人体实验对象那么多，为什么他们决定聚焦在这少数几个人身上？迄今仍然没人能解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只能想象，委员们应该是受到诺顿某个敌人的鼓动。那次访视通常被描述成“突袭”，身为权威的消息来源，我可以大声说并不是那样。然而，经过几次访视后，委员们的决议是：更社会化的环境应该能让梦游者住得更舒适，所以他们才会在1975年10月被移往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镇的索恩黑吉退休小区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