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一个孩子(第24/30页)
接下来,在我还没有意识到之前,我就把双臂伸了出去,那个男人松了一口气,呻吟了一声,把那个一语不发、仍低着头的男孩推到我怀里。飞机的门打开了,梯子降下来,我大步走去。这时我又听到那个男人在我身后大叫。
“你还想怎样?”引擎声轰隆隆作响,我对着他大叫,“我带他回去!”
“你要拿东西跟我交换!”
即便我急着离开,听到这句话还是让我有点愤怒——一开始是他求我把孩子带走,现在还敢跟我要东西?我跟他说:“我没有任何东西。”
“求求你!诺……顿!什么都可以!你一定要用东西跟我交换!”
我把男孩放在地上,手伸进口袋里,发现最后一把小刀,拿给了他,外加一把开心果。他一把将东西拿走,将长矛高举过肩,得意地慢慢跑开了。他不曾转身看那个男孩。突然间,我为他感到很难过;他不想要那个男孩,但男孩是他唯一的财产,他只能用男孩做买卖或交易。
飞行员从飞机上对我挥挥手,他已经帮我把行李拿上飞机,我该登机了。“走吧!”我用乌伊伏语对着男孩说,但他没跟过来,只是低头看脚,我不得不走回去,把他抱起来。他的T恤有点油亮,摸起来滑滑的,他朝着我身上吐热气,闻起来带着发酵的臭味。但是,当我爬上舷梯,他用一只手臂抱住我的脖子,把脸埋在了我的肩头。
我坐在窗边,看着乌伊伏岛愈变愈小。一路上,男孩不肯放开手臂,后来,还尿在了我身上,飞往夏威夷的航程中,我始终坐在他的尿上面。我不喜欢他,但觉得他很可怜,而悲怜往往会变成喜爱。当时我五十六岁,正在回家的路上,又有了另一个孩子。我只觉得筋疲力尽。我发誓,那是我最后一趟乌伊伏之旅。
那孩子睡着了,我把他安置在地板的一条毛毯上。我无精打采地想:又一个小孩。我必须为他取名字,喂他吃饭,帮他穿衣,把他养育成人。
到了檀香山时,我跟飞行员握了手,感谢了他。前一趟载我前往乌伊伏岛时,他还是个副机师,说自己是法国人,从小就在帕皮提市长大,也还住在那里,所以未来如果我还要飞那段航程,也许会再见到他。他说他叫维克多。
飞到加州上空某处时,我心想:那真是个好名字。当时已经很晚了,我搭了好久的飞机,非常疲劳,而对一个没有名字的男孩来说,那名字已经够好了。多年后,我有过这样一个念头:像这样被我认养、随便取名的男孩,怎么会变成一名关键人物?怎么会把我和其他人的人生搞得天翻地覆?
但是在那当下,我绝对不可能预测到。从小小的窗户往外看,只见机身被一片片云朵包围。那个已经取名为维克多的男孩睡在我身边。最后,我也闭上双眼,渐渐睡了过去,一路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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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像诺顿所说的,斯坦福大学帮他做的安排非常不符常情。更匪夷所思的是,多年后,他仍无法得知那一笔钱是谁给的。根据凯瑟琳·海瑟林顿在书里提出的理论,可能的人有两个。第一个可能,也是较生动有趣的说法是,钱是富有的斯坦福校友鲁佛斯·葛利普萧提供的。特立独行的他,因为发明了一种真空封口机而发了大财(许多食物工厂都用得到那种东西),而且他对追求长生不死向来非常着迷。她猜测,应该是塔伦特代替诺顿出面去找该校医学院院长,由院长出面去找葛利普萧,请他成为梦游者研究的幕后赞助者。这个理论很具说服力(显然,葛利普萧个人对诺顿的研究计划很感兴趣),但是它假设的是,塔伦特非常想帮助诺顿做研究——尽管诺顿不曾这么说(或者也不曾这么认为)。这再度显示了一个事实:正因为现存数据中欠缺塔伦特的论文与日志,所以想要重现当年历史与了解其动机的人往往感到很挫折。接下来的那几年,诺顿不曾确定塔伦特对他和他的研究工作有何看法,而且我们也不难想象,塔伦特自己对于要如何与诺顿合作、是否要合作,感到有所犹豫。(话说回来,当初诺顿也是在他的怂恿下,才把梦游者带回国。)
除了葛利普萧,海瑟林顿暗示,诺顿的基金其实来自他所说的“神秘非法基金”,出资者是某个想开发新药的政府机构。这个理论听起来神秘,但事实上并非那么一回事。当时是19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乎未满五年,有很多资金用于发展新兴的病毒学,还有早期的生化战研究。斯坦福很可能就是获得奖助、进行类似研究与实验的大学之一,而且他们认为诺顿有资格接受赞助。(凯瑟琳·海瑟林顿著,《真实的小岛》,纽约:万神殿出版社出版,1992年,第205—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