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内战的世界（第8/10页）

伊拉克政府和布什政府的代表们正式否认了伊拉克处于内战的说法。对于伊拉克政府来说，如果承认内战即意味着暗示它已失去权力。对于美国及其盟友来说，这一认定将会包括一系列战略上的可能后果。这可能意味着要决定哪一方，逊尼派或是什叶派，应该获得联盟的支持，就如同在一次寻求主导地位的内部冲突中选择押注哪一方一样。这也可能暗示着入侵者释放了派系间的敌意，之前找不到出口的敌意现在不断升级而失去控制。如果这样的不稳定状态持续下去，那么就需要更高级别的军队介入，以避免冲突扩散到伊拉克境外。另一种选择是，一个快速却无尊严的撤军也许是必要的，以免在当地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因为外国力量的存在可能恶化形势，而非解决问题。

大卫·派顿（David Patten），一位来自美国驻巴格达第三步兵师的中士，他有哲学博士学位，曾在2007年夏天警告说：“提前撤军可能导致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造成一次原本并不存在的内战爆发。”他批评随意地谈论内战，除了装模作样之外，既不准确也少有助益。彼时正值民主党代表约翰·穆尔沙（John Murtha）于2006年1月宣布“我们正在伊拉克打一场内战”。还有伊拉克的前临时总理伊亚德·阿拉维（Ayad Allawi），在同年3月痛惜“如果这都不是内战，那只有上帝才知道内战是什么样”。然而，派顿警告说：“争论不应该关乎政治。准确性很重要。”[66]

派顿引用美国陆军1990年作战手册关于低强度冲突的部分：

内战：一场发生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部分之间的战争；有5个标准让国际社会来认可这一状态——交战方必须控制着领土，有可以运转的政府，得到一定的国际认可，有可识别的常规武装力量，并且处于重大的军事行动中。[67]

这一定义用来区分内战与其他冲突的依据是，它们都比一般的非常规战争更有组织性、规模更大。然而，近期的内战中却很少双方控制着领土并且存有一个“可以运转的政府”，更不用说被国际认可了。这种分类只符合特定的并且相当罕见的内战情况，它更符合工业时代的州际战争的特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南北战争，而它很难算作20、21世纪大部分内战的典型范本。这一定义的用处因此也就相当具有局限性，更多地是为了观察家们，而不是美国陆军；即使对前者来说，在目前不对称的战争条件下，也不是很清楚该如何使用它。

派顿仅评价了这一定义中5项标准中的一项——交战方控制着领土——仅有这一项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得到了满足的。当他采用梅尔文·斯莫尔（Melvin Small）和大卫·辛格（David Singer）对内战的社会科学定义时，他发现“伊拉克仅仅在过去45年中，就经历了7次不同的内战”，与契甘和布尔所声称的自17世纪中期以来的整个现代历史中仅有5次内战，以及塔赫里所说的自罗马共和国以来仅有3次，大相径庭。[68]

所有这些试图精确定义内战的尝试都注定失败，也注定了只能提供虚幻的认识。原因很简单，在于内战是实质上有很多不同观点相互较量的概念。确实，即使将这两个字拆成“内”和“战”，它们都可以分别引来不同的观点，并在大部分社会科学的分析中，随着诸如地点、强度、持久性的具体情况改变而改变。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来说在不同的定义中，内战的哪些特点是其最主要的特点，或者如何以一种前后一致的方式将其应用于具体的冲突中。要想做到精确地使用清晰的定义，结果只是无可避免地变得政治化。那些定义中的元素，以及它们的应用方式，一直是争议各方的原则性问题。内战的话题尤其如此——一个争议不断的概念及其组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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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各种超国家社区的概念催生了大众的恐惧和一些敏锐的分析，即内战将会以地区、大陆甚至终极的星球级别爆发。随着对内战想象的限度不断扩展，人们也逐渐形成了一个认识，即内战的本身在其形式上正在变得更具跨国性，其影响也更具全球性。芬奈伦悲天悯人的世界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意大利的反法西斯作家萨尔维米尼（Gaetano Salvemini）、德国画家弗兰茨·马可（Franz Marc）以及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那里都得到了迟来的响应。1914年9月，萨尔维米尼警告他的读者，他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一场关乎人民、阶级以及党派的“全球性内战”，没有人能够保持中立；两个月后的1914年11月，马可第一次称这次战争为“欧洲内战”。[69] 1919年战后，凯恩斯充满遗憾地回忆由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荷兰、俄国、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共同创造的文明中“一起繁荣……一起在战争中受到打击……也许会一起衰亡”于“这欧洲的内战”过程中。[70]这一说法在整个世纪都受到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欢迎，用来描述两次“世界”大战的连续性，至少在欧洲有这种连续性。[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