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内战的世界（第7/10页）
同时，美国的各种媒体，包括国家有线电视网（NBC）和一些报纸诸如《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都管伊拉克的冲突叫内战。[56]阿德尔·易卜拉欣（Adel Ibrahim），一位年轻的什叶派谢赫[1]告诉《纽约时报》：“你们需要告诉全世界，在伊拉克现在正发生着内战。这是一场粉碎一切的内战……我们不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57]当土耳其当时的首相雷杰普·塔依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被问到他是否认为伊拉克正在发生一场内战时，他回答道：“穆斯林因为对方属于不同的教派就互相残杀。这是一场内战，因为我无法给出任何其他的定义。”[58]
到2006年底，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12月份的调查，一半的美国人都同意这是内战。该调查显示：“有更多的美国人认为现在在伊拉克的动乱是内战，认为这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叛乱的人更少一些。”[59]几个月之后，英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智库，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一位分析师认为伊拉克发生的不是内战；事实上，有“好几个内战和叛乱，发生在不同的社区和组织之间”：什叶派与逊尼派，逊尼派与美国，什叶派和其他什叶派，逊尼派和其他逊尼派，库尔德人和非库尔德人，等等。[60]
2006年9月，斯坦福的政治学者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作为证人，在美国国会上表示，毫无疑问“可以把发生在伊拉克的杀戮——在三年之中轻松地超过三万人——置于与其他少有人会质疑其内战属性的战争比肩的地位（比如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危地马拉、秘鲁、哥伦比亚的内战）”。费伦将内战定义为“一场发生在有组织的团体之间的暴力冲突，目的在于获取中心权力或者对一个地区的控制权，或者改变政府的政策”。他认为发生在伊拉克的暴力冲突，符合这个模式。而且它的伤亡人数超过了一个非常高的门槛，让它可以与世界上1945年以后发生的那些内战相比较，例如发生在黎巴嫩、土耳其和波斯尼亚的内战。[61]这种比较有助于人们去想象，伊拉克的未来和那些驻扎在那里的联盟部队的未来将何去何从。结果是不乐观的：内战持续的时间比其他战争更长，平均有10年；它们的结束通常是因为一方或另一方的决定性军事胜利；在干预后仓促地撤离可能让情况更加恶化；当促成协议的外部力量离开之后，分享权力的协议通常转变为暴力。
费伦后来修正了伤亡的人数，将其增加到了6万人，使得“伊拉克成为1945年以来世界上年伤亡人数排名第九的内战”，并且表明，一切我们可以从之前的内战中学到的知识都表明，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作战计划是深刻地被误导了，并且非常有可能一败涂地。[62]这些是非常不乐观的预言，然而还有一个将其归为内战带来的负面效果。比较容易预见的是，有人同样坚定地认为这不符合伊拉克的实际情况[2]。2006年12月，伊拉克总理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毫不犹豫地拒绝将这场冲突视为内战，并且指责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将萨达姆·侯赛因视为一个有资格的交战对手是“往他脸上贴金”。费伦和其他人认为是清楚明白的，恰恰是对方极力否认的。[63]
如果想要反驳那些试图证明伊拉克存在内战的人，最有效的方法是用长期历史来证明。在2006年3月，保守派的伊朗记者阿米尔·塔赫里（Amir Taheri）发表了一篇短小但是涉及范围极广的文章，通篇都是历史上的反例。他否认修昔底德写了关于内战的内容，并且认为西塞罗是让该词流行起来的第一人。他将罗马关于内战的定义总结为几个主要特征：“内战是一伙罗马公民与另一伙罗马公民的斗争，没有涉及外国的武力干涉。”这一定义符合苏拉和马略、恺撒和庞培的战争，但是不符合罗马历史上的其他诸多动乱，比如斯巴达克斯起义。塔赫里从罗马的例子中推断出，内战“必须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战，而不是宗教或者种族的原因”，并且“冲突必须是有关对国家整体的控制，而不是企图将其分裂成为更小的单位”。这种严格的标准几乎否定了每一场被称为内战的战争作为内战的属性，包括美国的南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内战（1992—2002），除了俄罗斯、西班牙和黎巴嫩的战争之外。他的结论呢？“伊拉克不是在内战中”并且将一直保持这一状态，除非伊拉克国内的多个重合冲突集合成为两股对立的势力，展开争夺伊拉克国家的控制权斗争，并且没有外国的帮助和干预。[64]
同年的晚些时候，著名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和记者约翰·契甘爵士（Sir John Keegan）和美国评论家巴特尔·布尔（Bartle Bull）也提供了一个类似的但是更加全面一点的解释，来否定伊拉克的冲突作为内战的性质。要称任何一场冲突为“内战”，他们认为：“其必须是‘国内的’，且必须是‘战争’，而它的目标必须要么是获得要么是行使国家权力。”这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在一个国家之内，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人口形成的有组织的战斗团体，使用武力要么去获取要么去保留对国境内整体上的政治权威。和塔赫里一样，契甘和布尔发现历史中内战是“非常罕见”的，并且他们只举出五例：英国内战（1642—1649）、美国内战（1861—1865）、俄国内战（1918—1921）、西班牙内战（1936—1939）以及黎巴嫩内战（1975—1990）。因为在伊拉克冲突中的各方力量都是零碎的，部分是由非伊拉克人组成，战斗的目标也具有矛盾性和模糊性，不像获取国家权力那样简单明了。契甘和布尔得出结论，伊拉克的问题并不能让它成为现代世界中的“第六个”内战。相反，他们建议：“伊拉克的动乱……更接近于一次政治军事方面的权力斗争。”他们也同意埃尔多安对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派系分歧的分析，说道：“还不如说伊斯兰教处在永久的内战中。”[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