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横扫塞班（第10/44页）

然而，在远东，我们并不是被请去的。我们是为了商业利益和殖民利益，在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之后打进去的。从三百多年前的东印度公司时代起，远东的利益就成了英帝国利益的重要部分。我们自以为英国的政治制度很高明，但当地人始终厌恶这些从地球另一面过来的白种人。印度多次发生暴动，荷属东印度、西班牙属菲律宾和俄国控制下的中国东北也发生过类似的反抗。因此，我们是在七千英里的外国土地上为英格兰银行的金库而战。当地人对此非常冷漠，甚至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我们自己的部队也不够，依靠第十一英印师的印度士兵和第八澳大利亚师来防御，他们也不想在这块远离本国的地方为英国的利益效死。这场战争开打之前就注定要输。即使把懦弱无能的帕西瓦尔换成雄才大略的蒙哥马利(我是在“剑鱼”号潜艇上才知道有阿拉曼战役、北非登陆、攻占意大利南方和诺曼底登陆的)；即使第十一英国师不在马来半岛投入徒劳无益的“斗牛士”战斗，而把吉特拉建成一个强固的据点；即使我们重要的航空母舰“印度米达布尔”号不在牙买加触礁，而能为“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提供空中保护并进行保卫新加坡的空战的话；即使把柔佛海峡北面要塞化而不象我们那样拱手送人的话……无非是把时间拖得更长一些罢了，它们并不影响战争的结局。一九○五年俄军防守的旅顺口的陷落以及麦克阿瑟将军防守的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岛的失守，实际上也证明了我的基本论点。

我九死一生，生死功名全都无足轻重。但我预言将来总有一天，大英帝国伸延到全世界的力量终究会收缩回那个浓雾笼罩的海岛上。任何帝国都不会是永恒的，它都有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如果将来的英国政治家能看清这一点，就会减少许多人力和物力的无谓消耗。我在两年零四个月的战俘生活中，如果说还有所悟，恐怕就是这一点吧。

当然，我并不给我自己和那个愚蠢软弱的帕西瓦尔将军推卸责任。我们确实打得很坏，不能再坏了，一切都估计错了，一切都事与愿违。我们把主力部署在狭长的马来半岛上的许多个分散的据点上，被日本人穿插，迂回，实施侧背的两栖登陆，最后把我们各个击破，这就是那个一厢情愿的“斗牛士”计划的结局。我们本该在柔佛海峡以北集结重兵，特别是组成一个机动坦克旅，然而我们坐失良机，拱手把柔佛北面送给日本人。最后，我们又受了山下奉文的欺骗，把主力布置在柔佛东面，让敌人从西边打来。我们背着一百万居民的包袱，整个新加坡城区仅靠一个大储水池供水。水一断，城也就没什么可守的啦。

我们的政府历来重欧轻亚，现在咎由自取。没有制空权——幻想水牛式战斗机比零式机优越；没有制海权——以为一艘“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就可以镇住日本人；最后，是出自狭隘的种族偏见，认为黄种人都是智力低下的下等人。日本兵确实不精通莎士比亚的戏和拜伦的抒情诗，然而他们的训练和狂热战斗精神证明他们是第一流的精兵。最后，我还不得不承认：五十九岁的山下奉文将军是我所了解的最凶狠狡猾的日本高级军官。你们如果说他是个有勇有谋的名将，我大概也不会反对。

作为败军之将，我对战俘营的生活不抱任何幻想。我的一个兄长在上次大战中蹲过德国的战俘营，受尽苦难，战后归来，人已经疯了，整天对着墙呆呆地说：“饶恕我，长宫，我下次不敢再犯了。”没多久，他就死了。我从未设想过黄种亚洲人的战俘营会比白种欧洲人的设施好，待遇高，但后来的遭遇使我感到当初的想法幼稚得可笑。

我们中间，留下了三百名澳军战俘在新加坡扫马路，另外，五百名英军军官被押送回日本本国，后来才知道是到东京有乐町去掏下水道。日本人那种变态的报复心理和虐待狂，完全蔑视人类的起码尊严和道德。也许，这是对西方列强入侵亚洲的一种畸形的历史嘲弄，我们当初不也是把暴动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用大炮轰成碎片吗。我们伙同其他列强打入中国的京城，随意烧杀，又何曾把他们当成人来看待过呢！历史就让它过去吧，世界上，象日本军队这样残暴地迫害战俘，我不知道是否还能找出先例来。他们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食人恶魔。

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没有任何理由地被放出去，也不问姓名、军阶和文化，就用铁丝把手反绑起来。由于有两名军官企图逃跑，剩下的人就全被用铁丝穿透了锁骨。这一长串“白奴”被押到巴耶律巴的一片树林中，铁丝的两端扎在两棵距离很远的树上。然后，被日本新兵当作活靶用刺刀挑。凄厉的哀号震动了树林，战俘们全被活活地开脖破肚。一批亚洲人战俘被赶来挖坑，把惨不忍睹的尸体掩埋起来。这情景是一位挖坑的马来战俘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