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如此卑劣地歪曲”（第12/14页）

在美国战俘的牢房里，赫特中校下令宣读讣告。人们立正一分钟进行默哀，很多人禁不住潸然泪下。

对于杜鲁门来说，这是忙碌的一天。在去白宫的路上，他让美联社的托尼·瓦卡罗搭乘了自己的车。“在历史上，”总统说，“没有几人能与他比肩。我继承了他的衣钵，因此，我默告上苍，希望自己不辱使命。”

他叫来斯退丁纽斯，命他准备一份关于与苏联之间的问题的概要。然后，他来到国会大厦，询问一群国会首脑，是否可以在4月16日安排一次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席会议，他想亲自对他们讲几句话。

“哈里，”一名参议员说，“不管我们同不同意，你反正计划好了要来。”

“你知道我应该来，”他带着中西部人的鼻音尖刻地回答说，“但我更希望可以在你们所有人体谅的支持和欢迎下这样做。”

各报记者在参议院门口排成一长排。总统与他们一一握手。

“孩子们，”他说，“如果你们曾经祈祷过，那么现在就为我祈祷吧。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曾经挑过担子，但是，当昨天他们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时，我感觉好像月亮、星星，所有的行星都落到了我身上。我要承担一个人所承担过的最大的责任。”

“祝您好运，总统先生。”一个记者大声说。

“我真希望你们没这样称呼我。”

这一天，他收到许多唁电和鼓励的信件。斯大林发来电报说：

……美国人民和美国失去了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一位世界性的伟大政治家，一位战后和平和安全的斗士……

在莫斯科，罗斯福的逝世引起了人们真诚的悲哀和对未来的某种忧虑。所有报纸的头版都套上了宽宽的黑框。城内挂起了黑边旗，最高苏维埃也静默致哀。（就连一个敌人，日本新首相海军上将铃木贯太郎，也为美国人民失去这样一位“美国赖以获得今天的优势地位”的人物表示“深切同情”。不过，一些日本的宣传家却编造了一个故事，说罗斯福是忧虑而死——并把总统最后说的那句“我头痛得厉害”改为“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杜鲁门表示，他已收到丘吉尔那封充满同情的信，并说他正打算给丘吉尔发一封电报，谈谈他“在波兰问题上的观点和建议”。下午三点，他接见了斯退丁纽斯和波伦，听两人简单介绍了波兰问题。于是，杜鲁门开始起草另一封致丘吉尔的电报：

斯大林给阁下和罗斯福总统的回电，使我们的下一步行动变得极为重要。虽然除了其中的几句，他的回电不容我们乐观，但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应该再次对他进行试探。

在杜鲁门起草这封电报的同时，斯退丁纽斯送来了哈里曼发的一封电报。大使刚刚谒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希望，他能像对待罗斯福一样与杜鲁门密切合作。哈里曼给斯大林提出建议，向大家保证苏联渴望继续合作的最佳途径，是派莫洛托夫前往旧金山。斯大林毫不迟疑地告诉哈里曼，如果杜鲁门正式邀请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然后前往旧金山的话，他就派莫洛托夫去。

总统命斯退丁纽斯起草一份邀请函。

在明尼苏达州的罗彻斯特，哈里·霍普金斯从圣玛丽医院打电话给舍伍德，他只是想找个人聊聊罗斯福。“你我都得到了一样伟大的东西，它足以伴随我们终生。”他说，“这就是一种伟大的认知。因为我们知道，众人对他的看法，以及众人之所以深爱他的原因，都是正确的。”他承认，有时，总统似乎因一己私利而做出了过多的让步，“但是，在大的问题上——在一切具有真正而持久的重要性的问题上——他从不让人失望。”

罗斯福夫人正和她丈夫的遗体一起待在一列开往华盛顿的列车上。这是“漫长而令人心碎”的一夜。整整一夜，她都躺在卧铺上，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土地，“望着一整夜里各个车站，甚至交叉路口那些来向总统遗体告别的人的脸庞”。

4月14日上午十点，列车到达华盛顿联合车站。安娜·伯蒂格在她哥哥埃利奥特·罗斯福准将和他的演员妻子费伊·埃默森的陪同下，走进了运送遗体的车厢。接着，杜鲁门、哈里·华莱士和伯恩斯都上车来向罗斯福夫人致意。

一辆由六匹白马拉着的灵车载着一具盖着一面旗帜的棺材，在几万人的注目下，沿着宪法大道向白宫走去。自从林肯逝世以来，还没有哪一位总统的逝世能够如此之深地牵动美国人民的心。许多人在无声地哭泣，有些人表情阴沉，但又强自忍耐，有些人只是茫然地呆望着。美国人民仍然难以接受，这个自1933年就是他们总统的人已经去世了。杜鲁门注意到，一个老年黑人妇女正坐在路边，用围裙蒙着脸失声痛哭，仿佛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