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第9/9页）

这两位大人物有着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也有着如此之多的不同。他们一直在为元首的青睐与信任而激烈竞争，不过，这是一场秘密的、无声的决斗。戈培尔深知元首有多么依赖鲍曼。聪明的他，不让一切溢于言表。而鲍曼也明白，戈培尔仍然是元首亲密的私人朋友。因此他本能地不让争斗公开化。

除了宣传部长的职务外，戈培尔博士还是柏林的防卫者。2月初，他以这一身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向几个人发表了讲话。当时出席的有柏林的军事指挥官布鲁诺·冯·豪恩希尔德中将（相当于美国的少将），柏林市长，柏林警察局长，戈培尔的助手、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以及豪恩希尔德派驻在戈培尔身边做联络官的卡尔·汉斯·赫尔曼上尉。在过去的九天中，年轻的赫尔曼一直待在戈培尔家，住在其夫人和前夫之子的卧室里。赫尔曼曾听说过戈培尔的风流韵事(3)，此时却惊讶地发现，他是个体贴细心的好丈夫。在赫尔曼看来，虽然有些小插曲，夫妻俩的关系却非常亲密和谐。一天夜里，一家人因空袭躲进了防空洞，赫尔曼注意到，戈培尔夫人握起了丈夫的手，深情地贴在自己的脸颊上。

在2月份的这次会议上，戈培尔宣布，他将要透露一个国家机密，要求在场的所有人发誓缄口不言。“我刚刚见过元首，”他说道，然后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元首已经下定了决心，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会离开柏林！”大家纷纷告辞了。所有人都充分地认识到了保卫首都的紧迫性。不过，对于戈培尔而言，这同时还证明了他对鲍曼的首次伟大胜利。戈培尔一直主张，希特勒的死亡，如果终将到来的话，应该是在柏林，他所有的主要伙伴都应在场。而讲求实际的鲍曼则希望希特勒逃往贝希特斯加登。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什么胜利。尽管戈培尔和鲍曼各执己见，但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却是出于他自己的理由——如果情况改变，他第二天就可能出尔反尔。

在欧洲所有的国家元首中，只有希特勒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因为他对德国人民的控制非常特殊。他是一个能够掌握命运的人，并且他自己对此了然于心。他认为，自己奇迹般地躲过炸弹的谋杀，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同时，他一直相信1924年他在兰茨贝格监狱写下的这段话：

在人类历史上，每隔一段很长的时间，就偶尔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个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政治哲学家。这种结合越是亲密，他的政治困难就越大。这样一个人并不致力于满足对于凡夫俗子来说显而易见的需要；他想要达到的目标只有少数人可以理解。因此，他的一生在爱恨之间饱受折磨。当前的一代人不理解他，对他提出抗议；而他同样为之奋斗的子孙后代却对他大加赞赏。

这一次，他的目标“只有少数人可以理解”，但数百万人却仍然怀着盲目的忠诚追随着他。

(1)鲍曼应希特勒的要求，将其在1945年2月至4月期间的私人谈话全部如实地记录了下来，以传给后人。1945年4月17日，希特勒将这些标注为《鲍曼手记》的文件托付给了一个前来拜访的纳粹党官员，并指示他将其藏于安全之处。直到1959年，这些引人注目的文章——每页都有鲍曼的亲笔签名，确保其真实可靠——才得以出版，并被冠名为《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遗嘱，希特勒—鲍曼文件》。

(2)Edda，冰岛史诗。——译注

(3)1938年，戈培尔决定与妻子离婚，另娶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终因希特勒极为不快而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