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第8/9页）

“很差……是一片小丘。”

他随时都有可能昏倒。现在，他只知道自己必须降落。他感觉到飞机歪了一下，连忙踢向左方向舵。左脚顿时一阵灼痛，他不禁尖叫起来。不是右腿受了伤吗？他心想。他忘了，自己的左腿本来就打着石膏。

鲁德尔轻轻拉起机头，好让飞机平坠着陆。这时，飞机已经着了火。他感觉到飞机震动着撞上地面，然后歪向一侧，接着听到了刺耳的滑行声，随后是突如其来的寂静。他如释重负，昏了过去；一波疼痛的巨浪袭来，他苏醒过来，随即又昏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奥得河西岸几英里处的一个急救站的手术台上。“腿没有了？”他虚弱地问道。

身旁的外科医生低头看看他，点了点头。鲁德尔想，再不能滑雪、跳水了，也再不能撑竿跳高了，可是，有很多战友伤得更为严重，所以有没有腿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能够为拯救祖国略尽绵薄之力，丢掉一条腿又算什么呢？

外科医生正在道歉：“……只剩下了少量肌肉碎片和一些纤维组织，别的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过了一会儿，戈林的私人医生来了。他说，帝国元帅希望将鲁德尔送往位于柏林动物园的地下医院。他还告诉鲁德尔，戈林已将此事报告了希特勒。在对这位德国最伟大的英雄能够幸免于难表示庆幸之后，希特勒说：“当然，初生牛犊不怕虎。”

如果说鲁德尔是希特勒理想的武士，那么，四十七岁的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就是他理想的知识分子。七岁时的一次手术，使戈培尔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三英寸。上学之后，他更执着于智力方面的追求。二十多岁时，他曾在业余先后写过小说、戏剧、电影——而每一次都最终落败。他在很多方面都有点小天赋，却饱受挫折。最后，他成了希特勒思想的狂热鼓吹者。

马丁·鲍曼和戈培尔一样，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二人可能是希特勒最忠实的追随者。两人都愿意为元首肝脑涂地；两人都不信任希姆莱，也不被后者所信任。虽然有这么多相似之处，但两人的区别却更为鲜明。鲍曼身材矮胖，脖子粗得像个摔跤手。他的圆脸宽鼻使他更显得粗壮，让他看上去很残忍，简直像头牲口。他这人乏味无趣，不爱说话，因此更喜欢躲在幕后。而戈培尔则相对瘦小，爱冲动，像个男明星一样喜欢炫耀。在聚光灯下抛头露面，是他最快乐的事情。他秉性幽默，不论是面对很多听众，还是仅有一个倾听者，都能凭他的魅力和睿智深深影响对方。鲍曼总是单调乏味、孜孜不倦地追求精确的细节，而戈培尔则富有想象力。用施佩尔的话说，他拥有一个拉丁人的思想，而不是德国人的。这对于他最后成为一位大演说家和一位宣传大师不无裨益。

可能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对教会的谴责，其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其为个人发展提供的机遇，鲍曼才对其如此笃信。过去，作为鲁道夫·赫斯的助手，他一直只是个小卒；即便现在，他已经是帝国总理府的首脑，却仍然在德国默默无闻。他成了希特勒忠实的影子，随时待命，准备去做最琐细或最艰难的工作——元首只是随口一说，他便立即行动。有一次，在贝希特斯加登山上的贝格霍夫别墅，希特勒从巨大的观景窗望出去，发现附近的一栋村舍实在刺眼，便说，在那所房子的老主人去世之后，他希望将它拆掉。几天之后，希特勒发现他的眼中钉不见了。言听计从的鲍曼简单地拆掉了那栋房子，让它的主人搬到了一座虽然更好，但他们并不喜欢的房子里去。

他是国家社会主义领袖中最为神秘的人物。他拒绝勋章和公开的荣誉。事实上，他避免一切抛头露面的机会。他的照片很少见，所以没有几个德国人能认出他。他最为希望的是，能成为一个希特勒离不开的人。

1943年4月，鲍曼被正式任命为元首秘书。这个身份，让他掌握了惊人的权力。希特勒该见谁，该读哪份文件，全都由他来决定。不仅如此，几乎每次会见，鲍曼都要出席。

“七·二〇”谋杀事件之后，希特勒变得越来越依赖少数几个他认为可以绝对信任的人。而在这些人之中，只有鲍曼能够将各种意见和计划简化为清晰、简单的建议。有一次，希特勒说：“鲍曼的建议总是言简意赅，我只需要说‘行’或‘不行’。有了他，我十分钟就可以处理好一堆文件，换了其他人，就得花上几个小时。如果我告诉他，六个月后提醒我这件事或那件事，我可以确信他一定不会忘记。”有时别人会抱怨说，鲍曼处理事情时非常无情，希特勒回答道：“我知道他冷酷无情。但是他言出必行，我完全相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