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新秩序（第22/26页）

一九四一年春，腊彻尔博士参加德国空军在慕尼黑举办的一个特种医学训练班时，突然异想天开。他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写信给希姆莱，谈到他这个狂想。他说他吃惊地发现，关于飞行高度对飞行员影响的研究工作已陷于停顿，因为「一直找不到人来进行试验，因为这种试验非常危险，没有人自愿来做」。你能否提供两三个职业罪犯来做这种试验——受试验者当然会死掉。这种试验将在我的合作下进行。

党卫队头子在一个星期内就覆信表示：「自将乐于提供囚犯供高空飞行研究之用。」

于是便拨来了一些囚犯，腊彻尔博士开始进行工作了。他的工作成果可以从他自己的以及别人的一些报告中看到，这些报告都在纽伦堡和其后审讯党卫队医生的法庭中出示过。

腊彻尔博士自己的研究报告，在乱用科学术语方面称得上是典范之作。为了进行高空试验，他把慕尼黑的空军减压室搬到达豪集中营附近，那里有活人随时备用，当做试验的豚鼠。从这个装置里，把空气抽掉，使其中的氧气和气压近似在高空中的状态。

然后，腊彻尔博士就进行观察。下面是一个典型的观察情况。

第三个试验是试验人体在相当于二万九千四百英尺高空时的失氧反应，受试验的是一个三十七岁的健康的犹太人。呼吸继续了三十分钟。四分钟以后，受试验者开始出汗和扭动头颈。五分钟以后，出现了痉挛状态；从第六分钟到第十分钟，呼吸急促，受试验者失去知觉。从第十一分钟到第三十分钟，呼吸减慢，每分钟只吸气三次，到这段时间终了时，呼吸完全停止——停止呼吸后大约半个钟头，开始解剖尸体。

在腊彻尔博士办公室内工作过的一个奥地利囚犯安东·巴霍莱格也描述了这些试验，不过不是那么有科学味道而已。

我曾亲自从减压室的观察窗中，看到里面的囚犯站在真空中，直到他的两肺破裂——他们会发狂，扯掉自己的头发，想努力减轻压力。他们在疯狂中用手指和指甲抓破自己的头和脸，伤害自己。他们用手和头撞墙，高声号叫，努力减轻耳膜上的压力。这些情况总以试验者死去告终。腊彻尔博士对二百名左右囚犯进行这种试验之后，才结束了他这个工作。从「医生案件」的证词看来，这二百人中约有八十人当时被害，其余的人则是为了灭口而在后来被处死的。

这个特殊的研究计划于一九四二年五月结束。当时，德国空军元帅埃哈德·米尔契向希姆莱转致了戈林的「谢意」，感谢腊彻尔博士的首创性试验。不久以后，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空军军医督察希伯克中将为了「达豪的试验」以德国空军医务和研究部门的名义向希姆莱表示「由衷的感谢」。然而，他认为这些试验中遗漏了一项，他们没有把飞行员在高空所面临的严寒考虑在内。他告诉希姆莱，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空军正在建造一间「有着全套冷却设备和相当于十万英尺高空条件」的减压室，他还说，「各种方式的冷冻试验仍在达豪继续进行」。

试验确实在继续进行，而且又是腊彻尔博士带头的。但是，他的医生同行中，有些人已开始感到不安了。基督徒应当做腊彻尔博士正在做的事情吗？德国空军中的少数军医显然开始产生了怀疑。希姆莱听到这种情况，非常震怒，立即写信给米尔契空军元帅，抗议空军中的「基督教医学界」所引起的麻烦。他要求这位空军参谋长解除腊彻尔在空军医务队中的职务，以便把他调到党卫队去。他建议他们去找一个「应该有科学家的声望的非基督教徒的医生」来继续腊彻尔的有价值的工作。同时希姆莱强调指出，由他亲自负责从集中营提供只配一死的社会渣滓和罪犯供这种试验。

腊彻尔博士的「冷冻试验」有两种：第一种是，观察一个人最大限度能忍受多冷的气温，超过这个限度才会冻死；第二种是，找寻经受了极端寒冷而尚未冻死的人重新回暖的最好办法。他选用了两种冻死人的方法：把人浸在一桶冰水里，或者在冬天将人脱得精光，赤条条地放在雪地里过夜。腊彻尔写给希姆莱的关于「受冻」和「回暖」试验的报告连篇累牍；这里只举一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其大概。最早的一次试验是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十日进行的。受试验者穿上飞行员服装，被浸入水中——头上蒙了罩子。让他们穿着救生衣以免下沉。试验时水的温度在华氏三十六．五度至五十三．五度之间。在第一组试验中，脑后根留在水外。在第二组试验中后颈和小脑淹在水里。胃部的温度低至七十九．五度，肠部低至七十九．七度，都由电表记录下来。只是当脊髓和小脑都冻得冰冷的时候才会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