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残酷的证言（第10/12页）

这样的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可想而知。苏联军官跟士兵一样缺乏实际战场经验，常年的训练让他们对常规战比较熟悉，却应付不了游击战。但是多兵种协同机械化作战对阿富汗这个贫瘠的山国是根本不起作用的。习惯于集中指挥和拘泥于按计划打仗的苏联军官常常一错再错，而且其固执态度已经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他们缺乏指挥反游击战作战所必不可少的主动精神和随机应变能力。比如，当米-24武装直升机在袭击无关紧要的目标时，发现了大批暴露的阿富汗游击队员，可是米-24只当没有看见，继续攻击原来的目标。因为苏军陆军航空兵的作战条令明文规定——必须严格执行命令，不能有临时的应变。

十多万大军在阿富汗没有明确的作战目标，也搞不清他们在这地方的目的。苏联军人就像上班一样，每天天亮了乘坐米-24武装直升机出发，到一个地方扫射一通，护送一支运输车队给友军运送给养或其他什么东西，然后收工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偶尔会看到一发“毒刺”导弹从山里飞起来，朝着某架倒霉的苏军直升机飞过去，最后用1980年勃列日涅夫的口吻调侃一句：“阿富汗？那地方真不错！”

一些苏军士兵开始叛逃了。不时有苏军士兵冒着种种危险逃离部队，参加到阿富汗游击队的行列里来。1983年11月，两名驻喀布尔的苏军士兵叛逃到西方，开苏军士兵在阿富汗向西方潜逃之先河；法国拒绝给这两位叛逃者签证，他们最后获准去美国政治避难。到80年代中期，从阿富汗叛逃到西方的苏军士兵越来越多。最惊人的事件发生在1985年10月，一名在喀布尔广播电台担负警卫任务的19岁苏联士兵突然冲过大街，冲进街对面的美国大使馆。他拒绝与苏联人员会见，始终只对西方记者强调了一句话：我不喜欢这场战争，我要回家。

最危险的情况在向苏联境内蔓延——阿富汗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在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也有自己的同胞。随着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民族问题上逐渐推行宽容政策，在这些加盟共和国里爆发了反对向相同种族的人民进行战争的示威游行，甚至骚乱。而在苏联欧洲领土上的加盟共和国里，也爆发了反对俄罗斯人的示威。按照街头传单的说法：“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被迫’执行俄罗斯军官的残酷命令，流的是他们自己和阿富汗人的血。”到80年代末，这些加盟共和国还提出了让它们的服兵役者在他们家乡共和国服役而不是被派往阿富汗的要求。

曾有名苏军士兵走进喀布尔的一座清真寺，人群立即包围了他，准备揍他。这名苏军士兵说：“我也是穆斯林。我离开家的时候，母亲要我给她弄一部《古兰经》。我到这里来就是想实现她对我的要求，因为在苏联是弄不到《古兰经》的。”清真寺里的阿富汗人听了这番话，感到很惊讶，不仅没有揍他，还热情地送他一部《古兰经》。由此可见，驻阿富汗苏军的军心已经处在被瓦解的边缘。

美国也加紧了对阿富汗游击队的武器援助。1986年下半年，英国的“吹管”式和“轻标枪”式防空导弹也相继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转送到了阿富汗国内。也就在这一年，本·拉登帮助阿富汗游击队建造了霍斯特隧道综合工程。这项工程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作为主要的武器存储库加以资助；那是阿富汗游击队的训练设施和医药中心，位于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深山中。正是在这里，本·拉登第一次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圣战者训练营地。在美国当时的一些报纸上，本·拉登是以英雄的形象出现。

“为了对抗那些俄罗斯的异教徒，沙特阿拉伯选择我作为他们在阿富汗的代表。”多年后，本·拉登回忆说，“我住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地区。在那里，我募集来自沙特阿拉伯王国以及所有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人，我建立了我的第一个营地，那些志愿者们接受巴基斯坦和美国军官的训练。美国人提供武器，沙特阿拉伯则提供金钱。”

戈尔巴乔夫深知苏联再也不能从这场无望的战争中取胜。1986年2月，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毫不掩饰地称阿富汗是“一处流血不止的伤口”；同年晚些时候，新任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公开称苏联干涉阿富汗是一种“罪恶”。从这样的表述中，外界敏锐捕捉到了苏联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新动向。

事实上，在1985年11月，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里根就在日内瓦进行了最高级会谈，这是苏美首脑六年来的首次会晤。这次会晤几乎可以算作是结束冷战的开端，而为了显示出苏联方面的诚意，戈尔巴乔夫必须有实际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