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残酷的证言（第8/12页）

应当怜悯他们，怜悯所有到过那边的人。我是个成年人，当时已经三十岁了，还要经受这样的剧变，而他们是些孩子，什么也不懂。国家把他们从家里带走了，发给他们武器，对他们说：“你们是去从事神圣的事业。”还向他们保证：“祖国不会忘记你们。”可现在，谁也不理他们，还极力想把这场战争忘掉，所有人都是如此，包括那些派我们到那边去的人。甚至与我们见面时，也越来越少谈论战争，谁也不喜欢这场战争。可是直到现在，每次奏起阿富汗国歌时，我还会落泪；我爱上了阿富汗所有的音乐，它们像是麻醉剂。

不久以前，我在公共汽车上遇见一位士兵；我们给他治过病，他失去了右臂。我对他记忆犹新，他也是列宁格勒人。

我问：“谢廖沙，也许，你需要些什么帮助吧？”

可是，他恶狠狠地说：“滚你的吧……”

我知道他会找到我，向我道歉。可是谁会向他道歉呢？谁会向所有到过那边的人道歉呢？谁会向那些遭到摧残的人道歉？更不用说有人会向那些变成瘸子的人道歉了。一个国家需要怎样地不爱自己的人民，才能派他们去干那些事呀？！

我现在不仅仇恨任何战争，甚至仇恨顽童们的斗殴。

请您不要对我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

每年夏天，只要呼吸一口灼热的尘埃，见到一潭死水里的闪光，闻到干枯的花朵刺鼻的香味，我的太阳穴就像是挨了一拳。

这种感受将伴随我们一辈子……

一位苏军女职员回忆：

我怎么会去了那儿？很简单，因为我相信报纸上所有的话。

我对自己说：“以前的人们建功立业，敢于自我牺牲，如今我国青年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也是这路货色。那边在打仗，可我在为自己缝制新连衣裙、设计新发型。”

妈妈哭哭啼啼：“宁肯死我也不答应。我生你们，不是为了到头来分别埋葬你们的胳膊和大腿。”

最初的印象是喀布尔的转运站——铁蒺藜，肩挎自动步枪的士兵，狗吠声。全是妇女，有几百名妇女。军官们来了一个又一个，挑选比较年轻可爱的女性，明目张胆地选。有个少校把我叫过去：“如果你不嫌弃我这部汽车，我就把你送到我的军营里去。”

“什么汽车？”

“运输‘载重二〇〇’的汽车……”

我当时已经知道了，“载重二〇〇”就是运送死人、运送棺材的车。

“有棺材吗？”

“现在马上卸下来。”

装了帆布篷的普通“卡玛斯”载重卡车。士兵们卸棺材时如同往下扔子弹箱，我吓了一跳。士兵们明白了：“这是个新来的妞儿。”我来到了驻地，气温高达六十摄氏度，厕所里，苍蝇多得似乎可以用翅膀把你抬起来。我失魂落魄，我是此地唯一的女人。

两个星期以后，营长召见我：“你得和我住在一起……”我抗拒了两个月，有一次几乎把手榴弹抛了过去，另一次我操起刀子。这些话听得我耳朵磨出了老茧：“你想挑选个有天上的星星那么大的人物……你想喝茶还能吃上黄油……迟早会自己找上门来……”我从来没有骂过人，这次憋不住了：“你给我从这儿滚开……”

我爱骂人了，我变得粗野了。我被调到喀布尔招待所当管理员。最初，我像只野兽似的对待所有人。别人认为我有毛病：“你发什么疯？我们又不想咬你。”

可是我已习惯于自卫，改不了了。

每当有人唤我：“进来喝杯茶。”

“你叫我进去喝茶还是上床？”

这样一直延续到出现我的……真爱？这里没有这么说的。他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时，说：“我的妻子。”

我对着他的耳根说：“阿富汗时期的。”

我们乘坐装甲输送车外出，我用自己的身躯掩护了他，所幸子弹打在舱门上，他背身坐着。我们回来以后，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讲了我的事。后来足足两个月，他没有收到家中的来信。

我喜欢出去射击，一打就是满满一梭子，打完我觉得轻松了。

我亲手打死了一个“杜赫”，那次我们进山去呼吸新鲜空气，观赏风景。听到石头后有“沙沙”声，我像触了电，往后退了几步，随即打了一梭子，我先开的枪。我走过去看了看：一个健壮漂亮的男人躺在地上……

弟兄们说：“我们可以和你一起去侦察。”

我好不神气！我没有伸手去取他包里的东西，只拿走了手枪，这事也让他们高兴。后来，他们一路上都在保护我，怕我不舒服，恶心，我什么事都没有……

回来以后，我打开冰箱饱餐了一顿，足足顶得上我平常一周的饭量，我感觉神经活动失常了。有人送来一瓶伏特加，我喝了，可是没有醉。我有些后怕，当时如果没有命中目标，我妈就会领到“载重二〇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