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抹残阳万里城（第8/10页）

有人说冯玉祥写的都是“丘八诗”，不值一看，但他题画的这一绝其实还挺有气势和意境。为了“能耐风霜不畏寒”，10月8日，冯玉祥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共商下一步策略。

两人认为，既然蒋介石坚持要他们下野，梗着脖子死顶终究不是良策，不如先做点表面功夫，假装依允了再说。于是他们发出声明，声称要出国暂避，各自的军政事务方面则分别委托给鹿钟麟和徐永昌。之后，冯去晋城，阎回太原，对事务进行交接。

西北军得以退到黄河以北的残部，分别由孙连仲、张自忠、刘骥直接统带，其中孙连仲驻于豫北的焦作，驻于晋城的为张自忠、刘骥两部。在冯玉祥未来晋城之前，张自忠和刘骥已经商妥，两部合编成一个军，刘骥任军长，张自忠任副军长。责任分工上，张自忠负实际责任，刘骥则负责在外面接洽军队的改编和对各方面的联络。

冯玉祥到晋城，对外宣称是要在交代事务后出国远游，可实际上却没有一点要当甩手掌柜的意思。他仍然希望掌握这部分残余的军队，然后带到西北去谋出路，同时还有意继续扶植孙良诚统领各军。

在不报请冯玉祥的情况下，张自忠和刘骥就自行决定合编，摆明就是要另立门户。更何况孙良诚此时已无一兵一卒，谁又能服气让他来指挥自己呢？

进退两难

冯玉祥遭到抵制后，立刻认识到张自忠、刘骥是要抛开他来抓军队。他赶紧求助于尚在焦作逗留的鹿钟麟，并亲自发去电报：“所有前后方部队均归予指挥，盼弟即日来晋城共商今后办法。”

自从与马福祥、张之江商洽失败后，鹿钟麟就预感到西北军前景不妙，要像以往那样做到左右逢源已不可能了。眼下且不说冯玉祥不肯放权，就是放权，到山西去做客军，过寄人篱下的苦日子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比如当山西方面试探孙连仲是否愿意入晋时，孙连仲就回答得很直接：“不客气地说，谁肯上山西受穷困去？反正我的队伍是不去。”

孙连仲另有打算，他派人到济南，通过韩复榘的关系去了山东。就连冯玉祥的卫队旅，也不愿退往山西，而宁愿随孙部一道行动。

作为“自行车国手”的鹿钟麟当然是最识时务的。他看到越来越没有希望，于是一边打电报给冯玉祥，说他即日将骑马前往晋城，一边又对外宣称要派人前往沈阳去与张学良交涉。实际上他却秘密地搭乘秦德纯的专车去了天津。

刘骥闻讯心灰意冷，便也以到太原见徐永昌为借口，向冯玉祥请假，到天津躲了起来。

冯玉祥掌握不住张自忠，只好寄望于留在陕西的宋哲元、刘郁芬撑住局面。在西北军的将领中，宋哲元对冯玉祥应该说还是比较忠心的。他在洛阳时，收到过蒋介石空投的一张委任状，上面授命他为第二十四路总指挥，宋哲元看过之后就把委任状给撕掉了。

以后宋哲元率残部退至潼关，冯玉祥电令他和刘郁芬坚守潼关待援。刘郁芬原系甘肃省主席，宋哲元是陕西省主席，在宋哲元率部参加中原大战时，冯玉祥又调任刘郁芬为陕西省主席。

主陕当然比主甘要好得多。刘郁芬见宋哲元回到潼关，怕他回西安抢自个儿的交椅，于是急电旧属孙连仲回陕，并暗中约定由刘郁芬主陕，孙连仲主甘。

为了达到强孙弱宋的目的，刘郁芬曾用大卡车给孙连仲送去棉军衣一万套、棉鞋一万双、现款十万元，而仅发给宋哲元两百件棉风衣和两千元钱。

实际上，中央军早将陇海线西段截成数段，孙连仲无法通过，以后也就渡黄河到豫北去了，刘郁芬输送给孙部的物资丝毫无助于潼关防守。

宋部撤至潼关时已经疲惫不堪，无力应战，宋哲元因此商请刘郁芬派兵来潼关接防，以便将部队撤至后方整顿补充，待稍事休整后，再来潼关换防。可是刘郁芬因为不愿意让宋哲元来西安，就借口部队不能调动，拒绝了宋的要求，同时也没有采取帮助宋哲元防守潼关的任何措施。

刘、宋关系由此严重恶化。恰在此时，冯玉祥又给宋哲元发来电报，说：“闻吾弟处亦有不稳之说。”

冯玉祥意有所指，所谓“不稳”明显是认为宋哲元有可能要步吉鸿昌、梁冠英等叛将的后尘。宋哲元看完电报后便伤心地哭了起来，说：“强敌当前，刘既见拒，冯又见疑，真使我进退两难。只有披发入山，以谢团体。”

入夜之后，宋哲元即秘密带领数名幕僚和三百余名手枪队员，潜行渡河到了山西。当时山西方面有人主张阻宋入境，已经代阎锡山处理军政事务的徐永昌提出不但不要阻挠，还应妥为接济，“我们既曾共事在一起作战，现在理应收容人家，俾其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