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玩家（第15/23页）

可是张桂军很不争气。白崇禧、张发奎在衡阳城下打了个大败仗，被蒋光鼐、蔡廷锴的蒋蔡军揍了个鼻青脸肿。张部几乎全军覆灭，所部只剩下几千人，连军建制都编不起来了。桂军也损失大半，一蹶不振，暂时失去了往外发展的能力。

在广州开府无望的情况下，汪精卫的“肝炎”也好了，不再对北上推三阻四。当阎、冯再度联名致电汪精卫促其北上时，汪精卫一口答应下来。

7月15日，汪精卫从香港启程。1924年，孙中山受冯玉祥之邀北上，时任孙中山秘书的汪精卫一路陪同，由香港赴日本长崎，再转赴天津至北平。六年后，他不厌其烦，继续遵循了这一行程路线，以示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继承人。

汪精卫的身价确实不低。轮船一到塘沽港，便受到了陈公博等四十余人的隆重欢迎。岸边军乐齐鸣，士兵举枪致贺。

离船登岸当天，汪精卫身着灰色西装，脚穿白皮鞋，头戴黄色头盔帽，不时露出笑容，显得精神饱满，容光焕发。

《大公报》在报道这则消息时说，（汪精卫）“除双颊略现清瘦外，其余与民十三（即1924年）随中山先生北来时无少异，自其精神及礼质上言，固仍一青年革命家也”。

阎、冯为汪精卫北上提供了严密的防卫措施。在由塘沽至天津途中，铁路沿线每隔数十米，就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哨兵，水面上还有小炮艇进行配合警戒。行人若无天津警备司令部所派发证件，一律不准在附近逗留。

到了天津车站，更由天津公安局特务主任率特务员贴身保护。车站上每隔五丈设两名警察，十丈设一名宪兵。在车站欢迎汪精卫的人员也必须持有统一证件：一个临时的蓝色符号，上面盖有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印章。

汪精卫本人对此次北上也表现得踌躇满志。在赴天津途中，他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称自己对党务与政务的主张，与阎、冯趋于一致。同时他认为，蒋介石要对国内两年来发生的战争负责，应该自行辞职，以谢国人。

僵住了

不到山穷水尽，蒋介石当然不会自行辞职，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在此之前，陇海线上的作战双方也都寸步不让，不过焦点已逐渐移至孙殿英所驻守的亳州。

蒋介石虽未陷入冯玉祥的“口袋阵”，但经过那一劫，却让他意识到了孙殿英在侧背所构成的潜在威胁。他一面继续遣使到亳州对孙殿英进行游说，一面派第三军军长王均进攻亳州。

王均起初以为孙部不过是乌合之众，未等蒋介石正式下达进攻命令，便率部独攻亳州。未料孙部守城很有一套，士兵们凭借投掷手榴弹，使得第三军不仅没能攻下亳州，还受到了很大损失。蒋介石知道后来电申斥：“自由行动，轻进轻退……纵使弹药堆积如山，亦不够该军消耗。”

不久，王均奉蒋命再攻亳州。蒋介石专门调拨给他四门榴弹炮，加上该军原有的大炮，在城外一字排开，对亳州城实施炮击。可是这次炮击对城内目标的破坏程度十分有限，随后投入进攻的步兵也士气不振，进攻行动又失败了。

之后王均便采取了长围久困的办法。航空第三队也参与助攻，飞机每天都要对亳州轰炸好几次，亳州城北门被炸得浓烟滚滚，火光一片。

从5月到7月，亳州被围了整整两个月。孙殿英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他向阎、冯救援。阎、冯回电说：“援军即去助兄攻蚌取皖。”阎、冯每天都有类似内容的电文发到亳州，可是最近的援军尚在六百里之外，远水难解近渴。

孙殿英当时有四种选择，只是他对任何一种选择都没有把握：战，力量薄弱，难以奏功；守，缺乏援兵，恐难持久；降，利害关切，顾虑太多；走，四面封锁，无路可走。

战、守、降、走四个字在孙殿英的脑袋里盘旋了很长时间。有一天，他特地将软禁于城中的张钫约至家里谈了一夜，经过一番权衡，到午夜三点，他终于下决心投降，同时释放张钫。

拂晓六点，孙殿英让人将张钫送出了城。张钫进入城外的王均军营后，马上向蒋介石进行了报告。

蒋介石没有忘记之前关于拿五十万元换张钫的承诺。他派指挥空军的毛邦初亲自驾机，先带十万元现款前往亳州，并让毛邦初捎话过来：“前方款项不够，容飞徐（徐州）再取四十万元交给殿英，以践将张（张钫）放回即给五十万元的诺言，表明决不失信，然后再谈其他问题。”

上午十点半，毛邦初在城外军营下机，正好孙殿英也派人来到城外。原来在张钫出城两个小时后，孙殿英就接到了冯玉祥发来的电报，得知孙连仲将率四个师星夜增援，当晚已到达鹿邑，预计明天早晨就可以抵达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