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玩家（第14/23页）

冀贡泉听完后略一思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我们方面，是否表示了对于组织一个联合机构有足够的诚意？”

此次掀起反蒋联合大行动，国民党除拥蒋者外，各派代表都到了山西的势力范围太原和北平。在冀贡泉看来，这不能说大家没有联合起来的愿望，举行扩大会议之所以迟迟没有进展，症结也并不在此处。

冀贡泉随后得出的结论让在座诸人都感到十分惊讶：事态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恰恰出于山西自己身上，是山西举棋不定，诚意不够，从而自设了障碍。

阎锡山坐不住了，他质问冀贡泉：“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我们诚意不够？”

冀贡泉说：“这次发动，山西方面显然是当仁不让的主力，其他人都要唯山西马首是瞻。以结婚来比喻，男女双方都到了，成不成是不是媒人要负点儿轻重的责任？”

众人笑了起来，又都觉得冀贡泉话糙理不糙，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要害问题。

山西方面怎样才能显示主动，表现出足够的诚意呢？

冀贡泉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名叫覃振，系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当年可与孙中山称兄道弟，乃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元老，亦是持反蒋态度的西山会议派成员之一。

覃振与邹鲁、谢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于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国民党内部其他派别并不反对。覃振长居北平，冀贡泉建议邀他出山，以联合各派，斡旋促成扩大会议，同时也借此向外界表达出山西希望扩大会议能够开成功的最大诚意。

犹如荒漠中见到了绿洲，阎锡山眼前一亮，立即同意了冀贡泉的建议。

青年革命家

阎锡山其实并不是不认识覃振，他们两人都是辛亥以前的老同盟会员，只是辛亥后就一直没有来往。现在如果阎锡山只是单纯地向覃振发去邀请书，免不了给人“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感觉。大家一致商定，由冀贡泉作为阎的专使，专门到北平礼聘覃振。

冀贡泉替阎锡山起草了一封亲笔信，到北平后即将这封信交给覃振。覃振受邀后欣然出马，答应出力斡旋。

身在香港的汪精卫听闻两派矛盾，也已多次电示陈公博等人“宜牺牲成见，勿以一二人之私影响党的前途”。在汪精卫的压力下，陈公博被迫做出让步，提出由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委员组成扩大会议，但仍拒绝西山派的“沪二届”加入进来。

一般人只看到“汪二届”和“沪二届”依然水火不容，覃振还看到了一个新的破绽，那就是如果集合三届于一炉，就等于承认了蒋记三届中央的合法性。

覃振挖空心思，提出了一个新的折中方案：不合三届于一炉，而将一、二、三届的“革命分子”集中到一起。

西山派在二届、三届上都没份，但一届有份，有些人既属一届，又属“沪二届”，如此既避开了“汪二届”和“沪二届”之间的矛盾，又在最大程度上容纳了国民党内的反蒋分子。

覃振将方案电告汪精卫，汪精卫复电表示同意。各派即以此为基础继续展开会谈磋商，冀贡泉则和赵丕廉代表阎锡山，从旁以第三者的立场和姿态进行协调。

民国的新闻界相对自由，四处打探和采访内幕消息的记者群集如云。各派也差不多都有自己的通讯社，单单阎锡山就有两三个。过去西山派、改组派之所以越搞越水火不容，乃至到了决裂的程度，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各通讯社唯恐天下不乱，以至煽风点火，滥发稿件，亦是其中之一。

冀贡泉到北平后就注意了这一点。他同赵丕廉约定，凡有关扩大会议的消息，一律由两人控制起来，经他们同意发表的消息才能发表，自家的通讯社也一视同仁。

各派磋商期间，北平的报纸上几乎看不到什么有关扩大会议以及任何冲突的消息。处于这种相对安静平和的氛围之中，政客们相对而言也更客观冷静一些，不至于弄到谁都不肯妥协和让步的程度。

在最后一次磋商中，各派终于达成共识，同意按覃振所提方案行事，争吵多时而不得结果的问题至此告一段落。

各派联名发电，征询汪精卫的意见。汪精卫不仅赞成，而且正式将随后要召开的会议定名为“扩大会议”。

这时反蒋联军继续取得节节胜利，军事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成立反蒋政府来进行号召。6月18日，阎锡山致电汪精卫，表示党务问题一切听从汪的主张，“望速北上，一切问题，立即解决”。

汪精卫的答复却是：“适患肝炎。”

患肝炎只是一个托词，汪精卫其实另有难言之隐——蒋介石的根基在南京，汪精卫的根基则在广州，他在寄望于阎、冯有所作为的同时，更期盼张桂军能在南方取胜，他好在广州就近开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