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军中骄子（第10/14页）

“不过，我在陆军中的一些同事在陆军部担任重要职务，他们依然把特种部队看成某种突击队。他们从来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非要清除那么多‘老油子兵’，也不理解我们后来为什么在资格课程中有那么高的淘汰率。他们无法理解在判断力问题上的淘汰率，也不理解在认识人性问题上的淘汰率。……一个不愿和山民一起卧倒在地，向他作[武器]瞄准示范的人，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

“由于高淘汰率问题，我们不断受到指责。但是只要我决意处理的事，我们就寸步不让。我会坚持对从那个大锅炉、那个体制中出来的每个人提出最起码的要求。”

有些老特种部队的人无论是在岗还是不在岗，都很厉害——这就给亚伯勒增添了更多的麻烦。

由于特种部队的编制有限，提衔晋职都很困难。优秀的军官在可能的情况下往往都不愿意被分配到特种部队来。那时，特种部队对军官的训练水平也比较低：例如校官就可以免修资格课程，而且常常是这样。

由于种种原因，特种部队的优秀士官的前途比较光明，所以士官的质量就比较高，他们的专业技能也比较高（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二战和/或朝鲜战争的老兵，都具有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许多人都负过伤），亚伯勒在训练新来者的时候，想充分利用这些士官的专业技能。但是他们总觉得自己的权很大似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与比他们年轻的士兵一起行动的时候，往往表现出不少野性。

对他们必须加以管束。

不过，更大的问题还是军官问题。尽管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很多军官都把分配到特种部队看成是一个暂时的栖息，是一个有男子乐趣的地方——酗酒、胡闹、搞女人、勾搭别人的妻子。

这些现象必须制止。

在到任初期，亚伯勒把他的军官——上尉和上尉以上的军官——带到基地的松林中，直截了当地说了他对他们的期望。他对他们不会温良恭俭让的。

这就是令人难忘的亚伯勒“林中训话”。

“只要由我来负责特种部队，”他开门见山地说，“这里的规矩就要变。要有一个新的开端。

“首先，不准搞女人，不准酗酒，不准胡闹，不准通奸。不能有调皮捣蛋的，不能有不服管束的。从现在起，所有这一切都在被禁之列——不准搞变通。我们要有道德标准，纪律标准，仪表标准。

“第二，所有军官都必须通过资格课程考核。不准有例外。不管他是什么军衔。

“第三，我所说的话适用于所有军衔的人。没有例外。所以你们要把这些话跟你们的士官交代清楚。

“最后，如果你们有意见，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处理。你们可以中止自己的职业生涯。你们也可以到我办公室提出调动到其他单位的要求。否则，你们就必须来个脱胎换骨，如果你们还想留在这支部队的话。”

那些最差劲的都走了；那些最好的都留下了。亚伯勒着手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与此同时，特种部队的军官和士官开始觉得有了奔头。如果你到了特种部队，能够干得好，就有希望很快得到提拔，如果你愿意，就有可能在部队长期干下去。

所以特种部队对那些有野性的、不称职的、守旧的人，已经不再是没有发展的地方了。它成了一个让人向往的地方，成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

肯尼迪政府明确表示，“对付叛乱”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正式工具。此后不久，对付叛乱需要的一些主要武器系统的问题就突显出来。它们必须联系与行为和社会科学有关的各种资源——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国际关系学——一起打造。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些学科和比较直接的军事功能结合起来，产生一个在对付叛乱的恶劣实战环境中可以有效使用的工具。

特种战争中心必须对这一新领域进行研究。

比尔?亚伯勒本人就是学者和知识分子。他在情报和反情报工作方面的经验使他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了解敌人（和朋友）的方法。他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知识和灵感的源泉以及如何去寻找。

他首先去找了罗杰?希尔斯曼。在提出反游击战以及非正规战争的概念方面，希尔斯曼在国务院和白宫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希尔斯曼到特种战争中心来过好几次，向亚伯勒和中心的教官和学员提供了这方面的背景信息和观点。

亚伯勒和他的参谋人员还研究了正面和反面的例子。正面的例子是英国人在马来西亚的胜利。它指明了一条可行的反游击战理论——即要深入了解当地文化，在向当地的游击队渗透的过程中不要心慈手软，然后把他们从人民中连根铲除。反面的例子就是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和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虚假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