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皇太极继位：充满谜团的权力转移（第4/8页）

这种说法，说得好听一点，是一厢情愿地忽略了一种异质文化中的根本制度和原则；说得难听一些，则大体可以这样形容：用汉民族政治文化中最肮脏的部分，愣去强奸了一种不同政治文化中最美好的成分。说来说去，都把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扔到了一边：在游牧渔猎部族国家里，经济上的“幼子守产”制度和政治权力传承上的推举制度不是一回事儿，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与功能，是在不同领域里同时发生作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因此晚年努尔哈赤特别喜爱大妃乌拉纳喇•阿巴亥是事实；他特别喜爱大妃所生的三个“未分家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也是事实；他将自己亲自兼任旗主的两黄旗作为遗产留给了这三个“未分家子”还是事实；甚至他还像成吉思汗晚年考虑让“未分家子”——幼子拖雷继承汗位一样，考虑让自己的“未分家子”多尔衮继位，然后让长兄代善辅佐多尔衮，这同样可能是事实。

但所有这一切重要而明显的事实，全部都没有另外一个事实更简单、更明了，也更重要，那就是：努尔哈赤服从了他们文化中的根本制度与原则，在最高政治权力的传承上，制定并实施了基于八旗制度的后继汗王的推举制。根据这个制度，在当时的情形之下，汗王这个位子，不可能有虚岁十五岁实则差一个多月才满十四岁的多尔衮什么事儿。在经济上，按照“幼子守产”制度，他可以和一兄一弟继承努尔哈赤的两黄旗遗产，但在推举制之下，他若想在政治上发挥作用，那就只能在未来的岁月中，培养起足够的功业威望来才行。努尔哈赤死得太早，使十四岁的多尔衮没有来得及培养起足够的才能与威望，他需要假以时日，在皇太极当政的岁月里，实现这一点。

事实上，皇太极所面对的正是这种实行得相当彻底的推举制，他的胜出，正是这种制度的胜利。

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是后金汗国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年份。这一年，努尔哈赤先是下令处死了他的嫡长子褚英，然后正式编定八旗制度，正式设置了听讼理政五位大臣。这五位帮助他治理国事的国务大臣，都是跟他一同起兵的老弟兄，可能和他还有过结义兄弟的交情。四年前，努尔哈赤的亲弟弟舒尔哈齐被幽禁并杀死后，同生共死打天下的人，只有这五个人资格最老，最为功勋卓著了。他们分别是何和礼、额亦都、扈尔汉、费英东和安费扬古。

在编定八旗时，完全贯穿了王族继承的血统主义原则。八旗旗主分配如下：努尔哈赤领两黄旗，代善领两红旗，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第八子皇太极领镶白旗，努尔哈赤的嫡长孙杜度领正白旗，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领镶蓝旗。那五位开国老臣可能比上述任何一位王族子弟的功劳都大，但他们全部与八旗旗主之位无关。我们知道，八旗制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制度，而是将后金国的土地、人民、军队、财政、司法、民政等等全部一分为八，成为一旗之主，就意味着当上了后金国八分之一的主子。或者还可以这样说：后金汗国实际上已经被分成了八个小国，八旗旗主就是国主。

上述五位“开国元勋”被设置为国务五大臣，大约是努尔哈赤对他们多年出生入死的补偿。事实上，此时的旗务由八旗旗主为最高裁决者，五位国务大臣在崇高的名义和荣誉下被边缘化了。

五年后，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后金汗国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这一年三月，努尔哈赤的继妃衮代被控有罪，努尔哈赤下令将其离弃。随后不久，衮代被她的亲生儿子杀死。这个杀死自己亲生母亲的恶棍，就是后来的四大贝勒之一莽古尔泰。应该说，没有努尔哈赤的暗示或者默许，即便这厮再混蛋，应该也不会做出这种恶行。而杀死自己的母亲后不久，莽古尔泰便被努尔哈赤指定为共主国政的四大贝勒之一，人称三贝勒。

九月，努尔哈赤表达了想在子孙中立八人为王，称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将汗王置于八和硕贝勒的监督之下的想法。

次年二月，努尔哈赤便指令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为四大贝勒，协助自己“佐理国政”。四人按月轮值，一切军国机要事宜，由当月轮值的贝勒负责处理。（《清太宗实录》卷五）

一年后，努尔哈赤以《汗谕》即国家元首文告的形式，宣布了以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以推举制传承国家最高权力的制度与原则。

于是，八和硕贝勒会议成为努尔哈赤之后的最高国家权力之所在。

和硕的意思是“四方之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角之角”。贝勒，则是满语中“老爷、大人、主子”之意。按字面意义理解，和硕贝勒是“一方之主”的意思。在《满文老档》中，和硕贝勒也经常被称为固山贝勒，即旗主贝勒。这表明，和硕贝勒其实就是一旗之主，是后金汗国中仅次于汗王的、最为崇高的一个等级。现在，被努尔哈赤封为和硕贝勒的八位王爷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其中，阿济格以下的四位贝勒年纪太小，譬如，多铎只有八岁，多尔衮刚刚十岁，于是，此四人被称为四小贝勒，他们在理论上具有的权力，由他们年长的兄长四大贝勒替他们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