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兴汉会第四章兴汉会（第11/14页）

林之目的与唐异，唐崇拜康，林崇拜公理；唐为帝党，林为民党；唐主立宪，林主共和。然以唐见信于康，林苟欲以间接见信于康而得其接济，则势不得不枉己以从人。其实林无时无刻不欲出唐之范围外，因其组织多近于美国制度，与唐每多冲突。唐终不化，屡掣林肘。唐于会中，几激成内讧，林又起而调和之。[112]

林圭的态度：一是出于宗旨分歧，二是受毕永年、容星桥等人的影响。他在汉口寓所内陈列《民约论》《万法精理》《自由之路》《社会平权论》等书籍，“有同志来访，则相与纵谈自由平等共和之说，悲满清之暴政，说革命之急潮，其意气甚激昂也”[113]。

唐才常长期活动于上海，起义前夕才赶赴汉口，对自立军只能给予有限的经济资助。组织活动方面，林圭主要依靠毕永年、容星桥的帮助。这无疑会加强其与兴中会的联系，而削弱唐才常的影响。至于保皇会的间接作用更形微小。保皇派事后的记述有意无意地夸大自己对自立军的控制力，而革命党则想回避与维新派合作“上当受骗”的事实，更清楚地划分楚河汉界，结果造成错觉假象。平心而论，尽管哥老会员一般“不知国民道义为何物”[114]，由毕永年精心挑选出来参加兴汉会的人表现还是比较好。可惜他们不能有力地控制其他会众，使林圭难以统辖调度。

从兴中会方面看，虽然毕永年离去，会党首领又缺乏明确的政治宗旨，但容星桥始终支持配合林圭的行动。8月9日，唐才常从上海出发赴汉口，同行四人中，有兴中会广东负责人、曾与盟兴汉会、又列名富有山堂副龙头的王质甫。[115]他们于8月13日抵汉，由容星桥出面具保，以150两银子在汉口租界租下一处大屋，60余人合居。[116]事发之际，清军包围顺丰茶行名捕容星桥，容化装逃脱。王质甫则辗转逃回香港，岁暮，曾与秦力山在港晤面。秦赋诗唱和道:

头颅大好价三千，生不封侯死不仙。但有文章供笑柄，断无毛雨焕奇妍。我身欲葬曾无地，君算成胸别有天。沦落莫添同病感，众生普渡在来年。

血战成红热大千，又从徐福访神仙（时将重游日本）。八千弟子能无恨，五百童男别有妍。铸铁铸金难铸错，知生知死不知天。嗟君险阻今尝遍，已到文候十九年。[117]

既有对自立军失败的慨叹，又表达了愈挫愈奋的决心。

史坚如与自立军的关系同样值得注意。在兴汉会成立前夕，经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长高桥谦介绍，他认识陈少白，加入兴中会。听说哥老、三合、兴中三会合并成立兴汉会，他感到“非常欣快”，借名与宫崎寅藏、陈少白同船北上，到上海后由唐才常托人携往两湖，观察哥老会实情，“建立亲密的关系，为日后打下基础”[118]。抵汉皋后，游览形势，与湘鄂会党豪杰志士周旋，莫不倾结。[119]随即又与张尧卿、容星桥等赴日拜晤孙中山，奉孙之命深入长江联络会党[120]，在华中活动数月，然后由上海转赴香港。[121]自立军失败后，史坚如曾到在澳门《知新报》任职的东亚同文会会员松冈好一寓所，与之纵谈唐才常之死，慷慨悲切，十天后即谋炸德寿，毅然赴死。[122]

容星桥、王质甫、史坚如以及与盟兴汉会的会党首领的行动表明，兴汉会在汉口自立军中始终发生重要影响。自立军不仅是与保皇会关系密切的自立会的武装，也是与兴中会结盟的哥老会首领的武装，兴汉会的功能作用并没有消失。因此，孙中山准备亲自参加中原大举，决不是个人的一时冲动，而是与王质甫等人协调一致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行动，是两年以来联合大举计划的最终实现。由此可见，孙中山组建兴汉会，决非权宜之计，而是始终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并几乎使之发生实际效用，将兴中会的活动与革命风潮推向长江流域。考虑到保皇会坚持以两广为重心，对长江流域并未切实支持，以及各方各派的分歧纠葛，如果起义成功，自立军究竟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兴中会与兴汉会的组织影响至少具有与勤王口号及财政空头支票的蛊惑作用相抗衡的支配力。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