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能： 我与中国科学院（1956—1977）（第9/10页）

几天后，李昌交给我一个任务——写科学院院部的概况。我搞了一段时间，写个材料交给了他。然后又过了几天，郁文陪胡耀邦来看望我们几个。郁文把我们分别介绍给胡，他很简单地问了我们个人的一些情况就走了。来科学院之前，胡耀邦已找张劲夫、胡乔木等领导人了解过科学院的一些情况。

胡耀邦头一次召集会议，就提出要搞一个科学院向中央或国务院汇报的提纲——后来被批判为三棵“大毒草”之一。有一天早上，郁文突然叫我，说要开会，让我做记录。他把我带到胡耀邦的办公室，就在那里开会，出席会议的有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王建中、胡克实、郁文六人。胡耀邦说，华（国锋）副总理交代了一个任务，要在一个月内，交一个科学院的工作汇报，要拿出有主见性的东西。这个会的详细内容我就不说了，我已整理了一个详细的记录给《院史资料与研究》，印出来后，可从中查到。胡耀邦谈了几大问题，因为汇报要得很急，决定每个与会者各负责一部分。后来不知怎么又突然改变了，郁文告诉我，此事改由吴明瑜、罗伟他们来起草。我就把那次会议的记录向他们做了传达。他们还拉我写一个问题，但我从未写过大文件，勉强写出来也不能用。以后老吴、老罗写出来的东西怎么征求意见，怎么修改我就再也没有参加了。只是有一次我偶然听说胡乔木对汇报提纲提出意见，说毛主席语录用得太少、语言太旧等，再后来就改由胡乔木来抓这个事，由他组织人修改定稿。

我记得，我有两次被叫到胡耀邦家里去。第一次是汇报提纲基本完成后，大概胡耀邦对它比较满意，就把郁文、吴明瑜、罗伟和我四个人叫到他家里，还买了西瓜招待我们。在闲谈中，胡耀邦突然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们——鲁迅曾经在某个问题上讲过一句什么话。吴明瑜很快答出，那句话是“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在沉默中死亡”。胡耀邦很欣赏吴明瑜，有一次还在开会时表扬他。胡耀邦并不是明的跟“四人帮”对着干，但从他的谈话可以看出与“四人帮”不同的倾向性，比如对“文革”前17年的评价，他更多的是肯定成绩，从未说是“黑线”。

另一次，又是郁文叫我去的，比较急。去了以后，胡耀邦提出，关于科学院的工作，几个领导干部要大体分一下工。他说：“我这个人喜欢超脱，不太管具体事，只能从大的方面看一看。”他交代说，科学院的事是否分几条线，由几个人分头管一管。科学院和各研究所的经常事务由李昌管，业务一组（面向全国）由王光伟管，办公厅（后勤这一摊子）由刘华清管。这个安排在当时是相当机密的，胡耀邦让我把这些话记下来，交给郁文，再让郁文交给李昌。据我观察，胡耀邦似乎是想让郁文当秘书长的角色。

不久就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从“批林批孔”发展到“批周公”、“批邓”。以前毛主席曾讲了一段批水浒的话（胡耀邦知道后就念给我们听，说毛主席有个指示，传达一下），然后“四人帮”抬头，对那些话加以发挥，形势又变得比较紧张。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时，我不在北京。此时我已回一局工作。当时拟恢复黄淮海工作，因我对相关情况比较熟悉，宋政让我跟他一起下去了解一下情况，同时跟县里、省里打一下招呼。我记得是河南省科委主任接待的我们。我们先到封丘，然后绕道郑州回北京，共花了一两周的时间。我们在途中听到广播，宋政判断说，形势不对。

熊：宋政当时在什么部门工作？

宋：宋政当时是一局负责人，“文革”前他是新技术局的副局长之一。

熊：当时过老是不是被免职了？

宋：没有。调宋政过来，让他做一局的主要负责人，只是以加强领导的名义。他不太熟悉生物学口的业务工作，那方面的工作主要还是由老过抓。在一局改为生物学部时宋政还在那里，后来他跟学部主任冯德培不太合得来，就离开了，改去当院机关党委书记。

熊：宋政此次叫你去河南，是不是也是为了保护您？

宋：可能不是。因为在我们出差前国内形势还比较平稳，主要是在学习儒法之争、批“孔老二”等，我们是在出差河南途中听到广播，才了解到要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参与汇报提纲起草工作的人当时可能受到一些压力。我从河南回来后，罗伟告诉我，老吴和他贴了一张大字报，因为我出差了，所以没有给我看。当时我很简单地回答了一句，说反正咱们大家都知道，我看不看无所谓。老罗听了好像有点迷惑。实际上我的意思是，我没有做什么工作，这一点我们几个人彼此都清楚，所以我看不看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