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能： 我与中国科学院（1956—1977）（第8/10页）

熊：二局还有哪些人？

宋：二局的人不多，可以算出来的。一般工作人员，生物学方面，除我之外，还有李佩珊（她原来在中宣部科学处，“阎王店”被砸烂后在那儿参加运动，成立二局时才到科学院来）、翁延年和佟凤勤。就我们四个。联系地学的大概只有三人，其中杨森联系地质、地理类研究所，胡寿永联系古生物类所，韩修文联系海洋类所。除我们这两组人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一两个人，其中一个原来是天文台的造反派，管收发等日常的后勤杂事。

熊：你们四个管生物的是怎么分工的？

宋：李佩珊、翁延年联系动物、生理生化方面的工作；我仍联系植物方面的工作；佟凤勤联系遗传、土壤方面的工作。情况大致如此。

熊：局内分没分处？

宋：曾经酝酿过，可没有分成。董效舒一度想分处，曾征求我的意见。我不置可否，说：“这种事情由领导决定，我没有什么意见。”

不久之后，大概因为业务工作不断增多，二局又被分为两个局——一局负责生物，二局负责地学，由老过和董效舒分别执掌。记不清是刚开始分两个局还是过了些时间，一局又添了宋政为负责人。我和李佩珊等四人去了一局。

熊：成立一局后，管生物的工作人员有无变化？

宋：开始时还是我们四个。因为大部分研究所被划给地方或国防部门，那个时候科学院直接管辖的研究所非常少，在我的印象里，生物口似乎只剩了上海生化所直属科学院领导。拿北京地区来说，科学院原有的七八个生物方面的研究所，都被划归北京市、科学院双层领导，以地方为主。北京天文台、古脊椎动物所当时也归科学院。为什么科学院还留这几个所呢？大概是因为总理批示要重视基本理论后，科学院组织一些人讨论，认为生命起源、基本粒子等三大基本理论应该着重抓一抓。

因为科学院只剩了几个研究所，我们当时工作是比较轻松的。除生化所外，其他所也有人到局里来找我们，讲他们希望回归科学院的心愿，并要求对它们科研工作的方向等提供意见。我当时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有不少所也没有分工归我联系，如果知道，就提一点参考意见。

“三志”会议、植被会议、环保会议

宋：1973年到1975年春，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业务工作，主要是两个会议。

第一个为1973年春天（2月19日—3月7日）的“三志”（中国植物志、动物志、孢子植物志）编撰会议。这是一个由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在广州羊城宾馆举行。会议的目的是恢复、推动“三志”的编写工作。记得成立了一个由老过和一些单位著名科学家组成的会议领导小组。老过当时身体不好，不但让我编会议简报，还让我拟会议纪要。简报我记得出得不多，只三四期，我一个人难以干下，就一个志找一个人帮忙。我记得从植物所、动物所请人帮忙还比较顺利，从微生物所请郑儒永时，她不愿意干，我跟她商量了几次才勉强接受。

第二个为植被会议（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方面的会议），（1973年10月29日—11月10日）在昆明的翠湖宾馆开的，也带有全国性，因为科学院当时没有几个直属的研究所了。我记不清为什么开这个会了，大概还是为了恢复这方面的业务，同时也明确一下相关工作的方向、任务。我的任务是做记录、写纪要。院档案处应该存有这两个会议的材料。

熊：是不是与环境问题有关？

宋：我们当时还未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但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美国作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周总理发现环境保护问题很重要，大概也是在1973年的时候，召集各个部门负责人，开了一个部署治理“三废”（废水、废渣、废气）的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重视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科学院当时由老过抓这项工作。他集中精力开了这个会议，组织属于科学院的和原来属于科学院的有关的研究所（植物所、地质所等）开会。会后各个所就分别进行工作，好像还选择了北京附近的一条河流组织几个所联合进行调查——主要调查水污染的情况，还有造成河水污染的周围的工厂等。这次会议是我国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开端。

整顿科学院

宋：1975年5月左右，突然有人通知我，让我去帮新领导工作。当时催得很急，两天之后我就把原工作移交了。当时和我一道被调去的人还有韦方安（张劲夫以前的秘书，“文革”后曾当院办公厅副主任）和人事局一位姓杨的同志（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过了没多久，李昌和王光伟就到科学院上班了。来后一两天，李昌召集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开会，告诉我们，中央派了他们和胡耀邦来科学院工作，看看科学院怎么搞。他还讲了一些意见，可我都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