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毓昌： 力学所早年的人和事（第9/10页）
熊：那次会议有多大规模？
李：二十多个人吧，这种会以后开过多次。我认识一些从院机关过去的参会者，譬如张劲夫的秘书吴明瑜，生物学部的过兴先（他年纪比较大一点，以前是浙江的地下党）和薛攀皋，政策研究室的朱琴珊、黎功德，计划局的徐简。还有汪志华，计划局局长，原西南联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汪志华是林鸿荪介绍给我认识的。林鸿荪说，1956年搞科学规划的时候，他就跟汪志华在一起。当时还有苏联专家参加规划，他们中有些人对汪志华非常佩服，觉得他见解很高明，说他工作能力很强。在我们这个咨询组里，汪志华、过兴先年龄较大，职位也比较高。杜润生对他们比较倚重，特别是汪志华。大家都把他看成是杜润生的得力助手。“文化大革命”中杜润生受到猛烈的批判和攻击，汪志华也未能幸免。一些人对汪志华威逼利诱，让其揭发杜润生。最终汪志华被迫自杀，保住了气节和尊严。
此外，研究所还去了一些人，但不是每个所都有人，而且，有的所经常换人。譬如说物理所，原来是一个姓许的人参会（此人资格很老，原西南联大毕业的），后来换成了陈春先。再如化学所，换了好几个人，其中一个是陶行知的儿子叫陶冯，后来陶冯不干了，又找了一个姓马的人去。没换人的研究所，大概只有数学所和力学所，数学所的田方真和力学所的我，自始至终都参加这一系列会议。
熊：所里的参会者是不是也普遍有一定的职位？
李：都是和我类似的业务负责人。
熊：这种会议大概多长时间开一次？
李：大概个把月开一次吧。有时还让我们放下所里的工作，到宾馆（科学院在那里包有房间）住一段时间——通常是帮院里搞什么文件，有时也讨论讨论过去工作的得失，总结总结工作的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同时花时间也是比较多的一次是拟“科学十四条”。实施“八字方针”时，为了调整政策，党中央出台了“农业六十条”、工业多少条等，然后有“科学十四条”。
“十四条”说是党中央的，实际上是由科学院来制定的。我们都具体参加了这个东西的拟订。写这个东西时，我记得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是基层党支部的作用，过去说基层党支部起领导作用，这是不对的，因为基层党支部往往由小年轻构成，他们才入科学的门，又怎么去领导？所以就改做基层党组织起保证作用。还有一个是要保证研究人员有充足的时间去搞业务，后来规定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只有六分之零点五，也即六天当中只能够用半天时间来搞政治学习。当时还讨论了以任务来带学科究竟对不对。当时讨论是比较多的。我觉得，杜润生这个人脑子非常灵活。
熊：这些活动一直都是杜润生主持的？
李：一直都是杜润生主持，而且他自始至终都盯在那个地方。
熊：这些都涉及大政方针的制定啊。张劲夫参加过吗？
李：张劲夫没参加过，都是杜润生抓的。科学院的人曾开玩笑说：科学院有一个“山西帮”，好多山西人，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都是。我觉得杜润生是老干部当中头脑非常清醒的一个。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他有充分的估计。好多干部对知识分子有不切实际的指责，他经常会为此而很动感情，甚至跳将起来。记得有一次，杜润生问一干部：“某人怎么样啊？”“还好，就是开会不积极发言。”杜润生听后，很动感情地说：“政治上表态谁不会？我计较的是他的科研工作做得如何！”
因为尊重知识分子，杜润生在科学院的知识分子中威信很高。我给你讲一件事情。钱学森入党，力学所党委书记杨刚毅是介绍人。还需要另一个介绍人，杨刚毅跟钱学森讲，你觉得院领导里谁的政治水平高？可以请他来做你的另一个介绍人。后来，钱学森就提了杜润生。所以，杜润生和杨刚毅是钱学森的入党介绍人。
杜润生非常重视我们的意见，在党组做重大决定前，会召集我们开会，每次开会他自始至终都在场。
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公共政策的制定，理应在事先征求意见，不能依领导人的一句话而定。
李：对。兼听则明嘛。
1938年5月底，美国共产党在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新党章，要求党员应该是或者公开宣布有意成为美国公民（“party members shall be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declare their intention of becoming citizens.”）。见U. S. Communists Back Constitution, Thousand Delegates of Party Bring National Convention to a Close Amid Cheers, New York Times, June 1st, 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