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毓昌： 力学所早年的人和事（第8/10页）

熊：现在看来，力学所的主楼还是很气派的。

李：我再补充我听说的一件事情吧。大楼的建筑图纸做好之后，拿给钱先生和郭先生审，他们觉得楼内设备过于豪华，就砍掉了一些项目，譬如大厅内原设计的很豪华的吊灯。他们认为，现在老百姓很穷，国家也很穷，在能够省钱的地方，我们应尽可能省钱。那栋大楼的最初造价是每平方米110块钱，经他们一砍，变成了每平方米100块钱，而后者也已是当时几乎最高的造价了。那个大楼总的建筑面积是1万平方米，所以，总投资是100万。共产党肯花钱搞这种基础建设，还是能够得到留学归国人员的好感的。

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感到不自由，感到压抑。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当时我们都在化学所的五楼上班，黄茂光等人经常到我们那个办公室来串门。他主要是跟潘良儒等人谈话。在他们的对话中，有不少牢骚，譬如“现在官僚主义很严重”之类。可能大部分人都属于这种情况：一方面，对共产党有一些好感——认为你这个建设还真是有一点新气象，另外也对中国进行了有效的统治，中国在国际上不再被人家瞧扁。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发现这当中还有所谓“宗派主义”的东西——党内、党外分得特别清楚。他们还没经历过“反右”，还不知道要少说话。后来慢慢的，尤其是经过“反右”之后，虽然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缺点，但前车之鉴在那里，大家也就变得都比较沉闷，许多事情都不讲了。

张劲夫对施雅风“一分为二”

李：下面我讲一下我对杜润生的认识。“大跃进”期间，我对力学所的工作有一些看法。后来力学所来了一个新的党委书记，此人姓黎，叫黎映霖，是位老红军，在“反右倾”运动中，把我批了一通。他把我归入彭德怀的同情者行列，有意把我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位老兄有点神经过敏，很快又怀疑在力学所的干部中有一个包括办公室主任赵景深在内的反对他的“反党集团”，他忙于深挖这个很大的“反党集团”，批了我一通后也就把我放在一边了。所以后来没人管我，我变得很悠哉。有一天，力学所党委的人告诉我：科学院要开批判施雅风的大会，你去参加，受受教育。

熊：那是1959年的事？

李：嗯。科学院当时重点批施雅风，自那之后，每次批判会我都参加。

熊：当时施雅风在哪儿工作，在北京还是在南京？

李：在北京，他当时在综合考察会工作。1959年快过完、1960年元旦快到来时，又开了一次批判施雅风的大会。批判者调门一个比一个高，批到最后，施雅风已经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了。

熊：他具体干了什么事，以至于被批得这么狠？

李：我不太记得了。都是些小事，不是什么大问题。大概是他对待遇，对住房不满意之类的问题。

熊：那就是说，上纲上线得很厉害。

李：对。会议开到最后，请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做总结发言。上台之后，张劲夫首先表态：今天各个地方的群众对施雅风同志进行了批判和帮助，我同意大部分的发言。大家的态度也挺好。然后他说：“我今天想说的是，对施雅风同志也要一分为二。他过去为党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他不是中央大学地下党的嘛。对这点我们应该肯定。当然，他也有一些缺点……”最后，张劲夫说：“我现在当众宣布科学院的‘反右倾’运动正式结束，大家集中力量去搞自己的业务工作。”

张劲夫说到要对施雅风“一分为二”时，下面的人吓了一跳，因为批判大会没有这么开的。他说到“反右倾”运动结束时，我和其他受批判的人一样，均感觉头上压的那块石头掉了。我还觉得，科学院党组还是比较清醒的，知道那么弄不对。

熊：批施雅风时，您发言了吗？

李：我没发言。发言的多是老干部和各单位的群众，没什么领导发言。

杜润生组织政策座谈会

李：可能因为他们觉得我有独立见地，以后多位科学院的领导到力学所来，都会征求我的意见（譬如“你对‘大跃进’有些什么看法”），甚至于一到力学所来就约我长谈（有一次谈了两天）。有一天，汪志华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

熊：这是哪一年的事？

李：1961年或1962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汪志华说：“李毓昌啊，我们一起到院里面去走一趟。”我问是什么事，他还挺神秘，说“到了之后你就知道了”。我就坐他的车，和他一起去了院部的会议室。稍后，杜润生来了，说：“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今天要把这句话改一下，改为‘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你们有的是所里面的，有的是院机关的，都比较年轻，但大部分人入党的时间都不短了，而且有专业知识。今天我把你们请来，是因为我觉得，关于科学院的工作，党组需要找一些人来咨询。以后每次党组有什么大的动作，我都会提前把你们找来商量商量，听一听你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