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君诏： 从留学美国到土法炼钢（第7/10页）

熊：与普通留学海外的人士不同，您是地下党出身，一直都受信任、得重用。

傅：后来院系调整，钢铁学院去调我，具体什么时候我不清楚。哈尔滨工大经常召开学习苏联的经验交流会，全国各地很多教师都去参加，其中一些钢铁学院的老师我是认识的。有一位对我说：“你是不是不想回去了？”我说：“回哪里去？”他说：“钢铁学院啊。”我说：“没有人跟我说这件事啊。”他说：“早就来调你了。你是不是不想回啊？”后来我就问陈康白。他笑笑说：“是有这回事。你就安心在这工作吧。你抽个时间把爱人凋过来，不要想着回去了。”他不放我回来，我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因为陈康白出事了。由于哈尔滨工大有苏联专家，很多学校都派人去跟苏联专家学习，他就把一些学员扣下来不让回去。于是关内的学校纷纷告他。刚好哈尔滨工大有一个冶金方面的苏联专家死了，还有一个也病得很厉害，这也引起了麻烦。教育部副部长黄松林在当时召开的一个干部会议上，把陈康白骂得一塌糊涂。后来陈康白被调到北京，担任全国自然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他一走，我马上也就走了。我要是走慢了，恐怕又会走不了。后来，哈工大的人事处长告诉我：“因为放走你，李昌批评了我们一顿。”

熊：您回北京后，钢铁学院让您做什么职位？

傅：钢铁学院当时没有党委，成立了一个党的核心小组，我算成员之一。我在核心小组负责教学，后来正式宣布，我的职位是副教务长——教务长魏寿昆现在还在世，已100多岁了，他原来是天津大学的系主任。老先生任教务长，我任副教务长。我在哈尔滨工大工作了两年多，总的来说是很愉悦的。哈尔滨工大的教师队伍主要有两个构成：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一批哈尔滨工大本身的教师，从外校扣下来的教师。没有老教授，大家都是青年人。我跟他们处得很好，而且我认为这些青年人的教学质量很好。

苏联专家和苏联教育模式

王：那些苏联专家的水平呢？

傅：苏联专家我接触得很多，我跟他们的关系也很好。苏联专家的水平有高有低。

熊：跟您自己比呢？

傅：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但我从来不宣扬自己。于是苏联专家拼命打听我的身份。有一次，在苏联的国庆节，我们请苏联专家吃饭（每逢重要节日，不管是我们的还是苏联的，我们都会请苏联专家吃饭）。有位苏联专家就坐在我旁边，那个时候我的俄文水平有所提高，大体能听懂他们的话。他问我：“听说你是在美国留学的？”我说：“是的，我是。”他又问：“你在美国接触过哪些教授？”我就把教过我的教授讲了讲。我很惊异，他对其中一个教授评价很高，而我觉得那个教授虽然不错但未必是特别厉害。他提议：“我们两个干一杯。”我这个人是不喝酒的，一辈子不喝。可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不得不干。他说：“假如你不愿意跟我干杯，那就是瞧不起我。”我只好干了那杯。然后我醉了两天——我喝半瓶啤酒都醉。

说起苏联专家的水平，不同人不一样。在哈尔滨工大的那些专家，我认为水平最高的是潘际銮的导师。他在苏联是博士、正教授。其他的苏联专家都是副教授，跟我的水平大概差不多。我尽量支持这些苏联专家。

哈尔滨工大的经历让我对苏联专家有一个一般的认识：第一，苏联专家的生产实际知识比较丰富，但理论水平不见得高。而美国刚好相反。拿我就读过的两所学校来看，其生产实践不是很多。美国有一个制度，冶金系的毕业生到企业之后，先做student engineer（学生工程师）——给你一到两年的时间，到各个部门都试着工作一下。然后，再根据你的表现和专长，把你定到某个具体的部门。所以，当时美国的冶金科学，从制度到理论根底、生产水平，在世界上都是很高的。冶金科学最早出现在英国和德国，它们的水平是比较高的，譬如碱性转炉就是英国人发明的。到我念大学的时候，冶金科学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其生产率最高。再后来又转移到了日本。我跟日本冶金界也熟。东京大学的教授说，他们每隔两年就要去访问美国一次。我说：“现在日本的冶炼生产技术已经相当高，而美国在这方面不是很突出。”他说美国的科学基础很深，所以他们还是要去美国进修。

在哈尔滨工大我还有一个印象：苏联的专业比较窄，但实际的东西很多。因此我觉得，苏联这套教育在我们刚解放的时候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那个时候工厂很多，哈尔滨工大的毕业生到工厂熟悉一两个礼拜，就可以把一个车间甚至一个工厂的技术工作拿下来。这是苏式教育的长处。但是反过来，他们的专业太窄，适应性就差。学生对某一点体会很深，对一些横向的相关学科的了解相对就会差一点。这个还在其次，最要命的是，苏联的专门院校，譬如莫斯科钢铁学院是不做研究的。学生做的都是毕业设计，教师也不做研究。当时我问过苏联专家，他们说在苏联做研究的都集中在科学院，跟中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