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美国的民主政府（第13/24页）

另外，为了更容易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民主制度应当事先使人民达到一定的文明和教育水平。

我们发现有些民族的初等教育非常糟糕，人民的性格类似于激情、无知和对一切事物的错误认识的奇特混合物，以致他们找不到自己不幸的原因，他们屈服于他们不了解的邪恶。

我曾经跨越过原本由强大的印第安人定居的广袤区域，但这些部落如今已不存在；我曾经在残缺不全的部落中生活过，这些部落每天目睹自己的人口逐渐减少，目睹昔日的荣光逐渐消失；我曾听见这些印第安人自己预测他们种族的末日即将到来。当时，没有一个欧洲人不认为应当设法保护这些不幸的人免于走向必然的毁灭。但是，他们自身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感到灾难年复一年地加在他们的头上，但是就算整个民族毁灭到只剩一个人，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帮助。只有采取强迫的方法他们才能够生存下去。

当我们发现南美的一些新兴国家在25年里一直处于不断爆发的革命之中，我们感到惊讶；我们每天都期待着能够看见这些国家恢复到所谓的自然状态。但是，谁能够断言在今天革命不是南美西班牙人所处的最自然的状态呢？在这个地区中，社会正在一个深渊底部苦苦挣扎，而仅靠社会本身的努力是无法逃离这个深渊的。

居住在占据了西半球的二分之一的美丽土地上的人民，似乎固执地想要消灭彼此，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们的心意。当他们筋疲力尽时，他们会暂时休战，但休息之后，他们会再次变得愤怒。当我发现他们不是在受苦受难就是在实施罪行的时候，我不得不认为专制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种益处。

但是，这两个词语在我的思想中是永远无法统一起来的。

美国民主政体处理国家外交事务的方法

华盛顿和杰斐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在美国的外交事务的指导方面，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几乎全都暴露出来，而它的优点却很少有人察觉。

我们已经知道联邦宪法将涉及国家外交事务的固有领导权交到了总统和参议院手中[84]，而总统和参议院却在一定程度上使联邦的主要对外政策处于人民的直接和日常监督之外。因此，我们不能以绝对的方式说美国在国家对外事务管理方面是民主的。

有两个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至今仍在产生影响；第一个人是华盛顿；第二个人是杰斐逊。

华盛顿写了一封值得赞扬的致同胞公民的信，这封信成为这位伟人的政治遗言。他在这封信里写道：

对我们来说，处理对外事务的主要规则是，扩大我们的对外贸易关系，同他们产生尽可能少的政治关系。至于已经订立的契约，我们必须忠实地履行。但我们也就到此为止。

欧洲有一套根本利益，这些利益是我们所没有的，或者与我们关系甚远。因此，欧洲必然经常陷入连续不断的纠纷之中，而这些纠纷的原因在本质上与我们没有任何关联。因此，通过人为的方式将我们与欧洲的日常政治变动牵连起来，或者与欧洲为友的联盟和与欧洲为敌的冲突牵连起来，都是很不明智的。

我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路线。如果我们在一个称职的政府领导下保持团结一致，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不怕外来干扰所造成的物质破坏；我们可以采取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中立的受到尊重的立场；当好战的国家不能从我们身上获得好处，它们就不会轻易挑拨我们，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正义原则选择和平或战争。

为什么要放弃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优势呢？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基地而依赖外国的基地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与欧洲的某个部分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和欧洲人的野心、对抗、利益、迁就或任性联系在一起呢？

我们真正的政策，乃是避免同任何外国建立永久的同盟，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可自由处理这种问题；请不要把我的话理解为我不主张遵守现有的条约（我认为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句格言不仅适用于私事，亦通用于公务）。因此，我再重复一次，我们要按照条约的本意遵守条约。但是，在我看来，扩充条约是没有必要也不明智的。我们应当经常保持警惕，建立适量的军队以保持可观的防御姿态，这样，在非常紧急的时期，我们才可以安全地依靠暂时性同盟。

在此之前，华盛顿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一个国家沉溺于对另一个国家的习惯性仇恨或者习惯性喜爱，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奴隶。它是它自己的仇恨或者喜爱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