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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所具备的不同寻常的物质条件，使他们处于一个可塑性强、可以随意改变的世界中，其通常能够让他们避免欧洲社会中的思想紧张状态。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美国人往往可以离开他的家到西部去，他在那里能够轻松地为自己创造新生活。那就是想法如何轻易地转变为现实，以及为什么抵制那种转变的力量是薄弱的。

英国的知识影响确保了思想的整体发展方向。托克维尔指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美国人不具备文学阶层和知识阶层，也不具备民主所特有的必要条件。如果美国这个例子具备与民主相反的特性，那么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如何能够被称为理性的？因为美国人在欧洲找到了他们的想法和书籍，就像他们在欧洲找到了他们的哲学和宗教那样。他们在新大陆将这一切付诸实践。因此，你也能够在大西洋的另一侧找到美国的知识阶层。美国人不过是致力于征服美国的部分英国人[237]：“我把美国人民看作是负责开发新大陆上的森林的部分英国人民，而该民族的其余部分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更少因物质生活感到烦恼，能够致力于思考，能够在各方面致力于发展人类思维。”[238]

因此，美国是由一个欧洲民族的非知识分子阶层构成的一个仅包含中产阶级代表的社会。贵族阶级仍在欧洲海岸上。这样，托克维尔联系理论和实践，同时避免让美国人成为对民主政治产生有害影响的例子，就像他的书中所写的那样。[239]托克维尔写道，美国肯定没有在哲学、文学、艺术领域创新，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美国属于民主社会，其原因是他们完全投身于商业贸易之中[240]，或者说，他们仅对中产阶级的利益和过错感兴趣。

然而，托克维尔相信，人类思想对事物存在天生的品位：“只要放手允许其自由发展，人类思想会在一方面倾向于有限的、物质的、商业的、有用的事物，在另一方面倾向于无限的、非物质的、伟大的、完美的事物。”[241]

在美国的构造中，这并非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的阶级将脱颖而出，一个拥有必要的时间和金钱的阶级能够致力于知识工作，致力于鼓励和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242]

宗教是美国民主形势所特有的最后一个元素，它防止美国人犯这样的错误——尝试将理性主义哲学原则应用到不适合这类原则的事件上。[243]对托克维尔来说，哲学是自由的，每个人所发现的一切都得益于他自己的尝试；而宗教是束缚的，它所包含的一切都是既成事实。[244]物质过剩直接导致利己主义思想和一种永远烦乱的状态，最终导致无政府状态。随着哲学的发展，宗教变得越来越有必要，其能够凭借它的极端特性，引起思想的武断性和不动性。

即使这在乍看之下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宗教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是人类能够投身于实践工作的必要条件。[245]

“对我来说，”托克维尔声明，“我怀疑人类是否能够同时接受彻底的宗教独立和充分的政治自由；我不得不这么认为，即使他没有信仰，他也必须服务，即使他是自由的，他也必须相信。”[246]因此，即使宗教信仰把人类置于相对的束缚中，它们也把他围绕在一个能够进行推理的范围中；通过将思想活动限制在必定发挥作用的实践范围内，通过减少他对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的依赖程度，它们迫使他付诸实施并解放他的思维。[247]

宗教是一种力量，它的运动是被预先设定好的，它只在已知的范围内移动，而许多人相信它在这个范围内产生的效果是有益的，一个教条式宗教与一个理性宗教相比，能够更好地设法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多数派是一种［难以辨认的词语］力量，它以一种随意的方式移动，并能够接连传递给一切事物。宗教是定律，多数派的无限力量是专断。[248]

在这些理念的背景下，托克维尔问自己，天主教是否是适合民主时代的宗教。他相信天主教能够被18世纪的哲学方法证明。[249]但他需要让读者确信宗教的增加将不会减少宗教思想的重要性和宗教思想与自由的关系。否则，宗教不可能发挥托克维尔所赋予的限制性作用。然而，这种方法产生了一个难点：宗教被理性地接纳，是作为哲学而不是宗教；这不是信仰行为的结果。只有这个相当不合理的想法——仅有“二流头脑”会将笛卡儿的哲学原则应用到宗教上（这首先将被应用到新教的情况中[250]），似乎让托克维尔避免在解释说明过程中产生明显的误解。[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