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毒杀亲子的胡太后（第8/9页）

有人品评北魏帝国佛教的兴旺：“自佛法入中国，塔庙之盛，未之有也。”北魏已成佛图之国。为避兵役、劳役，平民入沙门为僧者越来越多，从事生产、军旅的人越来越少。

佛教的兴盛引起北魏国精英们的不安，任城王元澄、李崇、李玚等人纷纷上表指出崇佛的弊端，占地、圈人、妨碍生产，有这个财力不如办学校。李玚更是斥责佛教为“鬼教”，长此以往，家家户户做和尚，两代下来一个人没有。说得胡太后直点头，连说：“有道理，有道理。”

胡太后就是一大泥抹子，抹得人高高兴兴，事后什么事不办。佛教领袖们向胡太后状告李玚诽谤佛教，胡太后罚李玚一两金子了事。在胡太后温情领导下，北魏帝国走上繁荣与腐败的顶峰。

北魏官员们贪婪腐化指数直超西晋王朝。均田制实施以来，国家财富与日俱增。帝国雄霸北方多年，西域和东夷诸国进贡不绝，又和南朝往来贸易，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府库充盈。

胡太后有一次去盛放绢布的仓库巡查，面对堆集如山的布匹一时高兴，让从行的王公嫔主一百多人依力气随意取绢，能拿多少拿多少。谁都想象不到，这帮王公贵族、嫔妃公主有多贪心，可着劲往家里背，拿得少的不下一百匹。

刚回中央调任总理的“卧虎”李崇和章武王元融背得绢布过重，压趴在地，一人扭了腰，一人崴了脚。胡太后又笑又气，让卫士把两人赶出仓库，一匹绢也不给他们。朝廷的笑话流传到民间，“陈留章武，伤腰折股，贪人败类，秽我明主。”

又何止李崇和元融呢？北魏皇族豪家富翁大款，竞为豪侈，争相比富。史载高阳王元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不亚于禁苑，僮仆六千，妓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

李崇虽与元雍身价差不多，但生性吝啬，常对人又酸又讥地说：“高阳一食，敌我千日。”（高阳王一顿饭，够我吃一千天的。）

他过过嘴瘾，河间王元琛不藏富，明着与元雍斗富。他家骏马的马槽以纯银打制，窗户之上，王凤衔铃，金龙吐旆。和诸王宴饮时，元琛家摆出的水精盅、玛瑙碗、赤玉杯，制作精巧，中国所无。

有一次，元琛大陈女乐、名马以及各种奇珍异宝，带着诸王遍观府库，金钱宝物、绫罗绸缎，不可胜计，灿烂辉煌，耀人眼目。元琛洋洋得意地对身旁那位背绢布崴了脚的章武王元融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

元融一向以财富自负，看看人家，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回府后整整伤心叹息三天。京兆王元继劝解道：“你的财物不比他少多少，为何羞愧嫉妒如此呢？”元融大叹一口气：“开始我认为比我富的人只有高阳王，不想还有河间王！”元继乐了，敢情这位亲王一直以为是大魏国第二大富豪呢，便调侃道：“你就像淮南的袁术，不知世间尚有刘玄德呀。”

没有钱不能生存，钱多了不过是记号而已。满足衣食住行之外，多余的财富是无用的。只会贪婪索取，不懂回报社会。那么社会就会向你强行索取，重新再分配。这些暴发的鲜卑贵族们当然不懂高尚道德为谁服务，不为别人，是为你自己。

给予和获取成正比，当社会中一部分人群贪婪索取到财富高度集中时危机就会出现。

公元519年（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二月二十日，北魏朝廷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它不像各地不断点燃的农民起义烽火那样令人心惊肉跳，但事件背后隐藏的意义深远，北魏帝国的长堤出现一道致命的裂痕。

火烧张宅

孝文皇帝迁都洛阳，重建门阀制度。门阀重文轻武。帝国军队的核心力量，原拓跋鲜卑部落联盟中随孝文帝南迁的羽林、虎贲等禁军军官未列入高门士族。受到大鲜卑贵族和汉人大地主排抑，认为他们是武人，属于“代来寒人”，失去升官晋级的机会，从过去“进士路泰”到而今“进士路难”。这些父祖追随拓跋珪、拓跋焘、拓跋弘南下中原、北击柔然，平定北方、拼死奋战、流血流汗的军官子孙们强烈不满情绪集体爆发。

事件起因缘自给事中张仲瑀向朝廷上书，请求修订选官规定，排抑武人，不让他们列入清品，即九品中的上品。

不能列入清品，即不能做大官。此书一上，京都哗然。北魏帝国以武功起家，孝文帝重订门阀制度的时候，尚且不敢以法律形式排抑武人。张仲瑀何人？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张仲瑀征西将军张彝之子。张彝，冀州大中正，年已六十，三朝元老，清河士族，为人耿直、傲慢。少年时代出入朝堂，昂首阔步，无所顾忌，连文明太后也拿他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