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第8/10页）

然而无论川军还是滇军，都难以胜任阵地攻坚这一超难工种，醴陵好几天都拿不下来，攻击部队反而伤亡惨重，骆湘浦团的军官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有的连队已经没有军官可进行指挥了。

两军无奈之下，只得撤兵进行休整补充。

围攻醴陵，从战略意义上看，应该是通过牵制性攻势，缓解衡阳守军的压力，可实际上收效甚微。

在长衡会战中，薛岳犯的错误真的可积成一个大箩筐。他坚持不肯去湘西进行指挥，是为了保住粤汉路，结果把二线兵团都配置在湘东——茶陵、攸县、醴陵，都在这一区域。

然而衡阳之战中最为激烈的战场，却在衡阳西南，实际上是南辕北辙，你这边使再大的劲，那边也感受不到。

假如能集中二线兵团的力量，朝衡阳西南发动反攻，就会给第十军增加一个坚强的后盾，使其没有后顾之忧。

另一方面，薛岳又让这些原本已疲惫不堪的部队跑来跑去，以致力量被提前耗尽，等蒋介石发现情况不妙，三令五申要各军向衡阳发动反攻以援救第十军时，已没有哪一支部队可胜任了。

打个比方，这就像是象棋对弈，中方虽然手中还有许多棋子，但在棋盘上不能走动，完全成了死棋，而日方的“车”已杀到中方“将”的门口，加上旁边的“炮当头”、“马来跳”，落败只不过是迟早的事。

第十军在衡阳城里打了四十多天，外线的友军却是越打越远，内线的敌军则越打越多，越打越近。

方先觉及其部属由希望变成失望，直至日军攻入城内，第十军弹尽粮绝，失去还手之力。

方先觉召集师长开会，愤慨地说：“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

1944年8月7日，黄昏，日军山炮观测员发现在守军阵地上出现了白旗，再次观看时，白旗逐渐增多，由一面变成两面、五面。

接着，方先觉派出的特使来到日军一线阵地，表示有意投降。

日军师团长告之，需方先觉本人亲自前来洽降才行，但方先觉没有立即露面，而且在一些阵地前方，双方的枪炮声仍不绝于耳，可见此时此刻，方先觉与其部属的心理斗争仍十分激烈。

正在督战的军司令官横山勇听到汇报后，知道第十军已进入了崩溃边缘，即令继续进攻，并要求野战重炮部队把备用的炮弹全部拿出来进行射击，且天黑之前不可停止。

天黑之后，方先觉终于派使提出了正式投降的请求。

第二天早晨，横山勇接受方先觉的降书，衡阳完全沦陷，但在四十天的血战中，日军付出了高昂的伤亡代价，第十一军的高级参谋在日记中承认：“这是一场竭尽全力的战斗”；横山勇的参谋长则在回忆录中写道：“攻取衡阳一战是本作战（指豫湘桂会战）至关重要的顶峰”。

衡阳失守前后，蒋介石忧心如焚，经常在重庆收听日军广播。有一天，他忽然听到这样一则消息：“湘北战将杨森在茶陵地区被围歼中。”

尽管第二十军在茶陵战绩较好，但薛岳并未上报，以致于军委会对杨森及第二十军的动向均一无所知。听到广播后，蒋介石按图索骥，电询前线战况，才得知杨森并不在茶陵，部队系由欧震所指挥。

蒋介石立即派人联络杨森总部，竭力寻找杨森的下落。

杨森在哪里呢？

当平江遭到第3师团进攻时，杨森只掌握着直属总部的一个特务营，相守七年的老根据地终告失守。

平江陷落的当天，杨森被日军包围在城外的一座小山上。晚上从山头上仍能依稀看到被黑暗笼罩的城池，以及日军在城内点起的点点火光，杨森自认在战场上已锤炼到铁石心肠，到了这时，也不由悲从中来，胸口感到火辣辣的痛。

杨森明白，他能暂时得安，是借助了夜色的掩护，只要天一亮，日军必将攻山。小山无险可守，只有乘夜冒死突围，才是唯一的生路。

天近拂晓，欲亮未亮，正是突围的最佳时段。杨森把总部人员和特务营召集起来，作了紧急动员，然后率部冲下陡坡，一路甩手榴弹，一口气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连跑二十里，大家才站住脚喘匀了气。日军因不知虚实，并没有马上追来，让杨森又一次侥幸脱险，随之南撤。

一路上，总部势单力孤，经常被日军追击，停都停不下来，最后杨森决定穿过武功山脉，退至江西莲花。

可是到了莲花还是没能钻出网去，侦察兵回来报告，莲花以上萍乡以下，全是日军，也就是说，左右都是绝路。

到了这步田地，只有以攻为守，先戳破这张网再说。

关键是打哪一路，杨森选派一批侦察兵去打探尾追日军的动静。由于丢失了无线电台，杨森便从通讯班选了几只军鸽，交给侦察兵随身带去，以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