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拉出来遛遛（第8/9页）

童言无忌，苛责不得。杨森和他的部下们面面相觑，困窘到不知所从。围观者见了哄堂大笑，随即都四散跑开了。

能让老百姓开你的玩笑，也说明你已经有了接近和融入民众的可能。

杨森经常骑马从平江去长沙，沿途百姓都知道杨森，有一户人家小孩病得很重，发着高烧，见杨森策马经过，就大声求助。

杨森不是学医的，医药官又不在身边，若抱到长沙吧，又怕抢救不及，杨森一时也束手无策。可是那家人把杨森当成了救命菩萨，好像杨森出现，就没有什么搞不定，这让他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充行家。

杨森先从皮包里取出几粒消炎药，给小孩服用下去，又让那家大人用热毛巾敷在小孩胸口，看到病情缓解，才重新启程。

杨森所用办法，不过是部队中的急救法，有没有效，他对之全无把握，可是正好长沙公务多，连住两天，方得以返回平江。

来回都是那么一条路，经过那户人家时，杨森的心情特别紧张。没想到那家人一听到马蹄声，便跑了出来，对之千恩万谢，说总司令的医道真高明，愣把我家没得救的小孩给医活了。

进屋之后，见小孩果然完全康复，已经能够下地行走了。一家人连声感谢杨森的救命之恩，杨森如释重负，那个侥幸啊，犹如自己的命也让人给救了。

有了民众基础，才可以顺理成章地进行民众组训。

杨森在平江建立了民众组织训练委员会，自兼主任，接着又办了一所保甲长训练班，规定平江、浏阳两县大小乡镇，每镇必须选派男女中学生各一名受训，训练期满后分发回乡担任保甲长。

学生们如期毕业，杨森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军装，先打扮起来再说。可是这些穿着军装的学生在回乡任职时还是碰了钉子，被人家毫不留情地赶了回来。

在湘北一带，保甲长早成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传到本人手里实在不愿担任，还可以像送礼一样移交给亲戚朋友，稀缺资源啊，哪里肯拱手让给外人。

接到报告后，杨森把县长们召集到一起，打了个比方，说中央政府就像是一把伞，伞顶是一块缝合的绸布，完整美观，无懈可击，但伞的牢固绝不是靠绸布，而是下面的十几根伞骨在支撑着，那十几根伞骨就相当于中央政府的各部委。

再回到地方政府，杨森说连接伞柄的变成了一根根细棍子，上重下轻，这是政令推行不下去的症结所在。

杨森的结论是：“没有老百姓的政府，正如没有部队的司令官一样，能办成什么事呢？”

杨森发话，县长们不敢怠慢，可地方势力太强了，县长下命令也没人执行，学生们逐保逐甲去点名，居民在原有乡镇保甲长的撺掇下，也往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杨森被迫再思良策。那时湘北疟疾流行，杨森想办法采购了一批奎宁，便试着拿去让学生发给所在区域的居民，有病治病，无病备用。奎宁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在民间珍罕到几如灵丹仙草一般，学生一到，群众都自发从屋里跑出来，争相前来领取。

不要急不要急，先排个队，点个名，再发药。

依靠奎宁这个开门钥匙以及大量琐碎的工作，年轻的保甲长们终于站稳了脚跟，两年之间，平江、浏阳的保甲全部编组完成，并与军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配合训练。

组训民众很重要，但民众毕竟不等同于军队，倘若军队本身不堪一击，那就等于把老百姓推到战场上去白白送死，所以要打好仗，还得练出强兵。

别人练兵主要是操典、射击和劈刺，杨森另加一项，是体育。

杨森对体育情有所钟，从小到大，乐此不疲。在他看来，就连武术也是体育之一种，如经常操练，既能强身健体，又可娱乐自遣。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杨森以后走到哪里，就把体育之风带到哪里。

“蛮干将军”时代，其实是杨森早期最辉煌的阶段。那时候，他的军队迅速扩充，军校也遍地开花，杨森精力过剩，每天忙完公务，必定还要抽出时间，到校场上去亲自练兵。

杨森实行的是“饥兵政策”，他发的那点军饷只够填饱肚子，训练之余，士兵们根本没有闲钱到街头消遣娱乐，军营生活又极其单调乏味，只能埋头睡大觉。

杨森一看，这样不行，时间长了要出事。为了调剂士兵的业余生活，防止他们闲极生变，杨森就出钱买来了一套放电影的器材，成立了一支电影放映队，在军中巡回放映。

士兵们大多数没有见识过这类新鲜事物，全都簇拥来看，因此刚开始很是轰动了一下，但当时电影片源很少，杨森又舍不得花大价钱去采购新片，全是一些陈旧的老电影，只能重复重复再重复。短暂的热闹之后，大家又都一哄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