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礼拜六的欢歌：调整期的通俗文学（第11/14页）

以《奇侠精忠传》成名的赵焕亭与平江不肖生并称“南向北赵”。《奇侠精忠传》自序云：

取有清乾、嘉间苗乱、回乱、教匪乱各事迹，以两杨侯、刘方伯等为之干，而附当时草泽之奇人、剑客。事非无稽，言皆有物；更出以纾徐卓犖之笔，使书中人之须眉跃然；而于劝惩之旨，尤三致意焉。至其间奇节伟行、艳闻轶事以至椎埋之滑迹、邪教之鸱张、里巷奸人之姿恶变幻，无不如温犀烛怪、禹鼎象物。读者神游其间，亦可以论古昔、察世变矣。若谓著者有龙门传游侠愤然之意，则吾岂敢！

由这篇自序可见赵焕亭的趣味多近于“写实”。他将所有技击腾挪修炼之术统称为“武功”，制造了一个武侠小说的核心概念，他还大讲“罡气”、“内力”，对武功内外分家的看法与平江不肖生如出一辙。

1923年5月5日夜，山东抱犊崮土匪孙美瑶部袭击津浦路列车，绑架中外旅客百余，史称“临城劫车案”。由于被绑旅客中有罗斯福的侄女和洛克菲勒的妹妹，一时震惊中外舆论大哗。三个月后，一个融传奇性与纪实性为一体的武侠小说——《山东响马传》开始连载于《侦探世界》，作者是姚民哀。姚民哀武侠说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将武林集团当作一个“组织”加以条分缕析地细致描写，揭示出这些“组织”的来龙去脉，种种内幕、规矩，从而形成“党会小说”。这为武侠小说开辟了一条宽阔的发展道路，直到今天，武侠作品都逃不出种种帮派门户的构思套路。姚民哀后来又写有《四海群龙记》等作品，一时与“南向北赵”鼎足而三。

台湾武侠小说评论家叶洪生先生在《叶洪生论剑》一书中说，如以民国十年（1921年）为分水岭，则其前后作品大约有以下之明显差异：

民国十年以前发表或出版的武侠小说，文言多于白话，短篇多于长篇，基本上则以“泛唐人传奇”为主流；而清代侠义、公案小说虽已渐趋式微，却仍在民间流行不衰——这是民初白话武侠创作未能兴旺的重要原因。

民国十年以后发表或出版的武侠小说，语体文已成大势所趋（受“新文学运动”影响），文言只作点缀之用。这一时期的作品，上接宋人话本通俗正脉，而以长篇章回体居多。

此外还有“三大特色蔚为时尚”：职业武侠作家出现，绣像武侠小说盛行，题辞、作序、评点成风。从此，中国武侠小说走上现代化的征程，为以后的万紫千红打下了基础。

侦探小说在中国是舶来品，它是从翻译发展到创作的。第一部《福尔摩斯探案》登在晚清《新小说》杂志的第一期，1916年4月，出版了严独鹤、程小青等人用文言翻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1925年，出版了用白话翻译的《福尔摩斯新探案全集》和《亚森罗萍案全集》。在译作的直接影响下，中国自己的侦探小说在这一时期开始风行。1923年6月，第一份侦探文学期刊《侦探世界》创刊，由严独鹤、陆澹安、程小青、施济群任编辑。许多作家在上面发表了自己的创作，形成了自己的“名牌系列”如程小青的霍桑，陆澹安的李飞，张碧梧的宋悟奇，赵苕狂的胡闲，朱戮的杨藏芳，孙了红的东方罗苹等。侦探小说在中国可说是一问世便火爆，尤在通俗小说处境不利的调整期内，与武侠小说一道，大助通俗文坛声威。而且，由于侦探小说来自西方，披着科学的外衣，故而新文学界对其攻击相对较少，多是采取视而不见的冷漠态度而已。

《侦探世界》开辟了介绍侦破知识和辅导侦探创作的专栏，发表了程小青《科学的侦探术》、《侦探小说作法之管见》，胡寄尘《我之侦探小说谈》，何朴斋《侦探小说的作法》，吴羽白《侦探常识一般》等文章。刊物还组织过有奖征文，收到200份来稿。但可惜办满一年24期后，《侦探世界》就停刊了。最后一期的编者赵苕狂在《别矣诸君》中说：“就把这半月中，全国侦探小说作家所产出来的作品，一齐都收了拢来，有时还恐不敷一期之用。”所以，侦探小说若与武侠、耆情、社会小说相比，实在并不甚盛。原因之是侦探小说的类别排他性极强，技术化要求很高；二是缺乏现实生活“土壤”，中国的现实社会科学与法制都不够昌明，缺乏一个侦探活动的公共空间，一直坚守侦探小说这个码头的实则只有程小青、孙了红这一对“青紅帮”。不过在20年代初、中期，还是出现了一批丰富多彩的侦探小说佳作。

陆澹安的《李飞探案集》中有一篇《夜半钟声》，写穷教员冯逸庵忽得杨德泉资助，开办大中华函授学校，将所收学费存入银行立簿，一夜忽然丢失，李飞前来破案，从一件盗窃案，推出一件欺诈案、件谋命案和一件纵火图赔案。小说一板一眼、缓缓道来，铺垫周密，收束扎实，很有生活气息。陆澹安笔下的李飞，是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做侦探是他的业余爱好。这个风度翩翩的青年英雄深得读者欢迎，《李飞探案集》在十多年间几乎每年再版一次，可惜陆澹安1924年以后就停綴了侦探小说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