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财政乱局（第12/14页）

面对急剧缩减的政府债券市场，急需资金的孔祥熙第一次把目光转向了中央银行。子文担任财政部部长的时候，规定银行在政府债券投资方面不能超过1 300万美元的最高限额。1934年，孔祥熙把这个数额增加到了1.73亿美元。孔祥熙用政府银行里的钱购买政府自己发行的债券，并给政府发放贷款。如此一来，蒋介石的金库又充实了起来，这简直就是一种财政乱伦。

孔祥熙给白银贸易施加的10%的关税壁垒导致白银贸易中断，但投机者们把目标转向了其他贵金属，于是黄金价格便跳空暴涨。作为中国黄金专卖机构，中央银行在新兴起的黄金市场里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他还免除了银行的白银出口税，这样，中央银行就可以单独向海外市场出售大宗白银，从而获得不菲的利润。即便如此，单凭中央银行一家也无力把南京国民政府继续支撑下去。

于是，政府再次采取紧急措施，避免破产，并找寻一条出路，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以便使整个银行界臣服在它的脚下。尽管很不情愿，但蒋介石还是意识到他现在还需要那位中国金融界第一奇才的帮助。他咬紧那副不太合适的假牙，派人请来了宋子文。两人都是姻亲，表面上都表现得客客气气，但最终达成的协议却是冷冰冰的、直截了当的事务安排。

子文总是精力充沛，思维活跃，似乎永远也停不下来。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之后，他本来可以把自己的基地迁到香港或纽约，把精力都用到商业上面，做个全球闻名的大富翁。然而，现在的子文还年轻，充满爱国思想，他的心还是跟中国际联盟系在一起。他曾努力在古老的中国推进革命，并对自己曾经取得的成绩（虽然时间很短）一直念念不忘。

子文一直在上海经营一家他称之为“中孚公司”的私营企业。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吸引外国人向中国的工商业进行投资。他同时还经营着自己的债券市场，吸引美国公司来中国投资，把人造纤维、化肥、造纸、橡胶和汽车制造等行业引进中国。

蒋介石手里有权，但兜里没钱。子文知道怎样能把口袋装满，不过他现在已经受不了蒋介石那一套。他们最终达成如下协议：孔祥熙继续做财政部部长，受蒋介石指挥，并做他们俩的中间人。子文继续做他的私人金融家，不过蒋介石和孔祥熙有事的话可以找他一起商量。跟以前一样，担任数家银行董事并将其他多家银行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杜月笙在幕后支持这三位姻亲兄弟。他们将一起合作，一次性把上海所有的银行理顺，实现国有化，届时子文将掌控所有国有银行。到了那个位置上，他就有能力抗衡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搞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政策，限制蒋介石在财政上的过火行为。这次行动后来被称为“大上海银行事变”,在这场阴谋中唱黑脸的是孔祥熙，不过他早就被上海的私人银行家们看作一个恶棍了。子文则仍然待在幕后，给孔祥熙提供指导。

1935年5月，政府首先通过了《中央银行法》，要求所有银行要把1/4的资产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和有价证券，并且这些债券和有价证券将由中央银行代为“托管”。这种做法与委员长派军队直接去抢这些银行没什么区别，自然遭到他们的强烈抗议，不过这些抗议没有起什么作用。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强制执行新的《中央银行法》，而是有选择性地将其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加以实施。

由浙江和江苏两省金融大亨组成的上海银行家协会控制着中国将近3/4的银行资产，而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管辖的只有两家银行——官方的中央银行和差不多是由蒋介石私人控制的中国农民银行。

一些私人银行家们预见到了将会发生的一切，其中看得最明白的是大富豪张嘉璈。张嘉璈是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同时也控制着上海的另一家大型银行：交通银行。这两家银行加起来的规模是政府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的三倍，控制着全中国所有银行近1/3的资金。这位特立独行的银行家现在也到处在讲宋子文一直在强调的观点：日本人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军队在“剿共”方面花费的钱财太多了，并且南京国民政府的债券一分钱也不值。

为了使自己投入大半辈子精力的银行保持独立，张嘉璈准备做最后一次努力：作为反击，他抛出了自己持有的政府债券。而在此时，孔祥熙正在向那些心不甘情不愿的投资者们兜售价值4 000万元的债券，张嘉璈的这一举动对他形成了干扰，必须让这个爱找麻烦的张嘉璈滚蛋。

这一次，孔祥熙非常小心地采取行动。如果民众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失去信任，那么即便是政府把它们接管过来也于事无补。1935年2月28日，在一次有宋子文、孔祥熙和蒋介石三人参加的会议上，委员长坚持要求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