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8/21页）

毛的批评加剧了赫鲁晓夫的自我怀疑。这位苏联领导人正在冒一个巨大的风险。裁军得罪了军方，并使得巨型军工综合体的前景变得模糊起来——这牵扯到苏联80%的工业企业，尽管程度不等。他的那些老对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仍然是党员，他们在迫不及待地等着他的计划破产。对于赫鲁晓夫即将开始的巴黎之行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苏联的国事访问，苏联官员尤其是民众的期望很高。万一巴黎之行失败，那这位主席在政治上的权威地位，甚至是他对苏共精英的控制力，都会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害。这位从来就不是一个老练的谈判专家的苏联领导人，喜悦之情一下子就没了，而且还开始产生怀疑：要是西方领导人让自己空手而归怎么办？

1960年5月1日，苏联的防空导弹打下了一架正在苏联导弹基地上空执行侦察任务的美国U-2侦察机。赫鲁晓夫借机显示出自己的强硬——不仅是对西方，也是对中国人和他自己的军队。当艾森豪威尔出乎意料地声称对此事负责的时候，感到自己被出卖的赫鲁晓夫变得极为愤怒。在巴黎，他要求美国总统亲自道歉，从而彻底破坏了他与这位美国领导人的关系。到1960年底，所有缓和对美关系的计划都失败了。这位苏联领导人让长期施压和谈判的成果毁于一旦。许多苏联外交官都对此感到惋惜。然而，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军方是满意的，因为赫鲁晓夫的“新面貌”此时看来是注定要失败了。

这件事反映了赫鲁晓夫在外交上的不够老练。他希望与美国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和解，然而对于与艾森豪威尔等西方领导人的谈判，在意识形态上和心理上又缺乏准备。巴黎峰会的破裂让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只有部分还可以发挥作用，那就是积极对西方施压。这位苏联领导人决定等到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出来，看看他的下一位谈判对手是谁。

此次惨败还证明了赫鲁晓夫的意识形态世界观的顽固性。在西方帝国主义问题上，他无法容忍毛和他自己的国内同事开始怀疑他的“软弱”。甚至在U-2事件之前，也就是1960年1月，赫鲁晓夫就向在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保证，他采取的通过核威慑来防止战争以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只会多不会少。在巴黎的大国外交破裂之后，他便开始释放自己所有的革命冲动。他长期持有的信念，即苏联的核力量会加速世界革命的进程，现在变成了倡导去殖民化的狂热活动。他亲自领导苏联发起运动，支持从阿尔及利亚到刚果的非洲民族解放事业。一位在第三世界工作的苏联专家格奥尔吉·米尔斯基（Georgy Mirsky）回忆说，“在西方国家的革命进程停滞不前的时候”，赫鲁晓夫的领导班子希望“抓住后殖民主义的契机，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并赢得许许多多觉醒过来要求新生的人民的同情”。

“革命”外交的这种几乎是照着第三国际风格的古怪复活，高潮出现在赫鲁晓夫著名的纽约之行——参加1960年9～10月的联合国大会。由于被美国政府“出于安全原因”限制在曼哈顿岛的范围内，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岛上奔波了将近一个月。他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旋风：建议彻底改革联合国；在联合国讲台上严厉谴责西方殖民主义，并用自己的鞋来引起重视；赶往哈莱姆区会见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谴责美帝国主义。在他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电报中，他写道，他很喜欢“咒骂资本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分子”，但无奈要待在这个“该死的资本主义国家”，待在纽约这个“金魔鬼的老巢”，这让他感到度日如年。他在纽约的行为，尤其是鞋子事件，让他自己的代表团丢尽了脸面。

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胜利让赫鲁晓夫受到了鼓舞，因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这个眼中钉输了。可是，他还开始认为，肯尼迪是个纨绔子弟，对严重的对抗缺乏准备。种种迹象表明，肯尼迪并不是“下一个富兰克林·罗斯福”，即苏联人从1945年以后就失去的那种伙伴。赫鲁晓夫觉得可以用自己的核边缘政策吓唬吓唬新总统。在1961年4月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的首次太空之行取得成功后，他的信心增加了。相形之下，由于接受过中情局训练的游击队员在猪湾入侵古巴的行动失败，肯尼迪的声望却急剧下降。这是用核力量对白宫施压的良机，赫鲁晓夫不容错失。

1961年5月26日，赫鲁晓夫告诉主席团，苏联应该与民主德国单独签订条约。那样一来，西方列强将不得不在撤退与核战争之间做出选择。他坦承自己无法保证美国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猪湾入侵，他说，证明了美国政府并不是牢牢地掌握在单个的领导人手中，而是“受各种集团和特定形势的影响”。然而赫鲁晓夫认为值得冒这个险。“我想说，有超过95%的可能不会发生战争。”主席团的成员没有反对，因为此时他们都是赫鲁晓夫的唯唯诺诺的同伙。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都支持赫鲁晓夫的立场。谨慎的米高扬说美国“有可能在不使用原子武器的情况下采取敌对行动”，但他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在这种虚假的一致同意的怂恿下，1961年6月3～4日，第一书记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峰会上，对肯尼迪表现得极为无礼。在得知赫鲁晓夫对肯尼迪说最好是现在，在新的、更可怕的战争手段出现之前就开战的时候，苏联外交官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被惊得目瞪口呆。这话太嚣张了，所以美苏两国官方的文字记录都把它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