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9/21页）

许多研究柏林危机的学者都以为，赫鲁晓夫是被肯尼迪强硬的反措施吓得不敢在西柏林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了。他们还援引肯尼迪在1961年7月25日的演讲作为证据。在那次演讲中，美国总统采取了动员武装力量的措施，而且宣布，西方盟国会使用一切军事手段维护其在西柏林的权利。他们还援引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Roswell Gilpatric）在1961年10月21日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披露，美国在核导弹方面对苏联拥有巨大的数量优势。“我们具有二次打击的能力，”吉尔帕特里克说，“而且打击的范围至少跟苏联首先发动打击的范围一样广。所以，我们相信苏联人不会挑起较大的核冲突。”

实际上，对于要跟民主德国签订单边条约的威胁，赫鲁晓夫从来没有付诸行动，尽管他想要提升东德的政权和主权。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对美国人行为的理解与白宫想要造成的印象也是不同的。苏联情报机构不断把五角大楼想利用美国的战略优势对苏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的计划通报给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显然，这只会强化他采取核边缘政策的冲动。让这位苏联领导人印象深刻的不是肯尼迪的决心，反倒是肯尼迪在国内的弱势。1961年8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华约领导人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一再抱怨说，跟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不同，肯尼迪这个伙伴在核边缘政策游戏中不可预测。如果肯尼迪在危急关头退缩，就像杜勒斯有许多次那样，那他在国内就“会被骂作懦夫”。

如果是这样，挑衅肯尼迪有什么好处呢？赫鲁晓夫的首鼠两端甚至连他的朋友和盟友也开始担忧了。华约组织的许多领导人，包括民主德国的瓦尔特·乌布利希和罗马尼亚的格奥尔吉·乔治乌－德治（Georgy Georgiu-Dej），本来就对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去斯大林化一肚子意见，此时对他的对外政策也开始产生怀疑。苏联军方的不满依然如故。在1960年开始为英美情报机构充当间谍的总参情报总局的高级官员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Oleg Penkovsky）向中情局报告：苏联军方有些人抱怨说，“如果斯大林在世，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不声不响，但这个傻瓜口无遮拦，把他的威胁和意图都说了出来。这是在逼着我们可能的对手加强他们的军事实力”。其他迹象也表明，核恐吓战略正在达到它的极限。要保持恐惧的平衡，就要展示威力越来越强大的核武器的可怕潜力。可是，有保护的发射井的建造以及可靠的弹道导弹的试验，虽然在紧张地进行之中，投入也很大，却还远远没有完成。1960年10月，一枚新型的R-16导弹在哈萨克斯坦秋拉塔姆发射台意外点火，战略火箭部队司令涅杰林元帅和其他73名高级设计人员、工程师及官员身亡。在缺乏可靠威慑的情况下，任何权宜的措施都会引起克里姆林宫的注意。苏军总参谋部和克格勃都竞相献策，以打消美国动武的念头。1961年7月10日，赫鲁晓夫通知原子能综合体的管理者和科学家，决定放弃自1958年11月以来一直遵守的暂停核试验的政策。他非常热情地支持核设计人员安德烈·萨哈罗夫和雅科夫·泽利多维奇（Yakov Zeldovich）的想法，试验一种新的1亿吨级TNT当量的装置。据萨哈罗夫说，赫鲁晓夫说：“要把这个装置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资本主义者头上。”

美苏峰会的失败引发了对永久关闭东、西德之间边界的担忧。从东德逃往西方的难民越来越多。民主德国国内形势的迅速恶化给了乌布利希向这位苏联领导人发出其最后通牒的机会。这位苏联领导人要么必须与民主德国单独签订条约并结束这种不确定的状况，要么“失去”民主德国。赫鲁晓夫面对的一方面是与美国的长期对抗，因为他看得出来，肯尼迪不准备放弃西柏林。另一方面，要是与民主德国单独签订条约，又可能招致西方的反措施。赫鲁晓夫并不害怕爆发核战争，但他的确担心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制裁。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知道，那样的话，严重依赖西德物资供应的东德经济就会崩溃，而苏联为了挽救它的卫星国，将不得不付出极高的代价——估计是高达400吨的黄金和至少20亿卢布的贷款。这可是赫鲁晓夫无法接受的。于是他就选择了别的办法，决定建一堵墙把西柏林围起来。1961年8月13日，柏林变成了一个被分隔开来的城市，建造柏林墙这座永久性建筑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在赫鲁晓夫眼里，柏林墙是个替代性选择，那样就可以不用采取具有挑衅意味的单边行动与乌布利希政权签订条约了。这位苏联领导人认为，西柏林的经济会衰败下去。他还以为，西德在失去自己在东德的防波堤之后，其立场就会从对抗慢慢转为与苏联集团进行谈判和经济合作。与此同时，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还在继续维持其核施压政策。为回应吉尔帕特里克的演讲，10月30日，苏联在北极圈内的新地岛引爆了强度减半的1亿吨级TNT当量的巨型炸弹。兴高采烈的赫鲁晓夫对党的代表大会说：“当和平的敌人用武力威胁我们的时候，他们必须而且将会受到武力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