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6/21页）

关于柏林危机，赫鲁晓夫有着多重动机。首先，他要维护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的存在，这是他在批判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时候一再公开声明的。其次，他决心证明他的“新面貌”能够让西方列强放弃遏制战略并开始与苏联谈判。最后，正如其言论所暗示的，他希望在柏林的胜利会导致西方帝国主义在全球的瓦解，从而有助于推动亚非各国的革命进程。

至于自己的儿子谢尔盖的担忧，赫鲁晓夫嘲笑说，“没人会为了柏林发动战争。再说，当时正是把战后现存的力量均势稳定下来的时候”。据他的儿子说，赫鲁晓夫希望能够吓唬吓唬西方列强，让它们“坐下来谈判”。这位苏联领导人觉得苏联的核力量使他有可能在斯大林十年前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实现与美国关系的平等化。他想要恢复被广岛原子弹和美国的遏制战略所毁掉的大国外交的雅尔塔－波茨坦格局。

核导弹是这次冒险的核心。这位苏联领导人想把这样一种严峻的选择摆到西方各国的政府和公民面前：要么为热核战争的后果负责，要么拆除反苏堡垒。对于赫鲁晓夫在1958～1961年间采取的核边缘政策和制造危机的外交策略，人们有时候忽视了它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他的裁军运动。这位苏联领导人想要消除人们认为苏联人好斗的印象。1957年4月，赫鲁晓夫对主席团说，苏联要加紧开展禁止核武器的宣传运动。否则在西方，他说，“我们就会失去广大群众的支持”。1958年11月，苏联宣布单方面暂停核试验（几天后，美、英也宣布这样做）。1960年2月，赫鲁晓夫向主席团建议：向美国人提出，只要他们撤销在苏联周边地区的军事基地并销毁他们的战略轰炸机，苏联也会销毁他们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武器。“那样一来，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这些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打造的同盟，“就都完了”。他还错误地以为，对于美国和西欧的担惊受怕的公众来说，该建议是无法拒绝的。

1959年9月，应艾森豪威尔总统之邀，赫鲁晓夫抵达美国。他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发表讲话时，出于宣传目的而披露了一个“全面而彻底的裁军”计划。一方面，赫鲁晓夫想必是感到他的赌博起到了作用。他在美国到处观光，显然是很享受让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下身段来接待“头号的共产分子”。他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依（Alexei Adzhubei）和一帮苏联记者在苏联发起了对赫鲁晓夫的小型的个人崇拜，把他说成是不屈不挠的和平斗士。这是“新面貌”的额外收获，但也许是赫鲁晓夫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另一方面，“与美国面对面的”碰撞，暴露出赫鲁晓夫对外交游戏还缺乏准备。赫鲁晓夫对美国的强大和富裕既钦佩又沮丧；他在内心深处感到局促不安并想找个借口拒绝总统的邀请。而且在西柏林问题上，他也不可能从艾森豪威尔那里得到任何具体的让步。

赫鲁晓夫特别急于向他在国内的支持者证明，他的办法可以立刻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在其极受欢迎的美国之行之后，为了给1960年在巴黎再次举行的峰会做准备——届时他希望在德国问题上迫使西方让步——这位主席决定阐明自己的主张对于经济的影响。1959年12月，在给主席团成员的秘密备忘录中，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极为彻底的裁军计划。他认为，苏联不再需要庞大的陆军，核武器和导弹部队会对潜在的入侵者构成足够的威慑。这项改革在政治、道义和经济上对苏联“大有好处”。1960年1月12日，赫鲁晓夫在对最高苏维埃讲话时宣布，三年内裁军120万人。有25万军官不得不退伍，许多人都没有得到适当的物质补偿、再培训、养老金或住房。在赫鲁晓夫看来，这次军队改革只不过是一个月前成立战略火箭部队的必然结果。

没人敢批评赫鲁晓夫的这些草率的举措。但在私下里，一些高级军官却极为担忧。缺乏实实在在的力量的支持，把重点放在核导弹和扩张计划上，这种做法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不久便遭到怀疑。后来，赫鲁晓夫的批评者提出：“我们在大战后刚刚喘了口气。我国还没有从与希特勒的战争中恢复元气；人民不想要战争，不希望战争。幸运的是，一切都还好，而赫鲁晓夫同志马上把这说成是他天才的产物。”高级军官不可能公开反对赫鲁晓夫的军队改革，但他们抱怨“尼基塔做的蠢事”，并想方设法抵制它。总参谋长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Vasily Sokolovsky）元帅为了抗议赫鲁晓夫在1960年的裁军而辞去了职务。一些最有才智的将领则利用在保密杂志《军事思想》（Military Thought）上进行“理论讨论”的机会，对赫鲁晓夫过于依赖核武器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在1960年和1962年，彼得·库罗奇金（Petr Kurochkin）大将、阿马扎斯普·巴巴贾尼扬（Amazasp Babadzhanyan）上将及其他作者，都赞同马克斯维尔·泰勒（Maxwell Taylor）在《音调不定的号角》中和亨利·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所说的，把重点只是放在核报复上，那就在投降与自杀之间失去了选择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