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5/21页）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较为慎重的领导，就会等几年再去夸耀新的战略力量，但赫鲁晓夫不会这样。1959年12月15日，克里姆林宫宣布建立苏联武装力量的一个新兵种——战略火箭部队。赫鲁晓夫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其中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因为他多次承诺，要赢得与美国的经济竞赛并使得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苏联的计划经济当时在全球尤其是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以及处于去殖民化过程中的其他国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然而，对计划经济的罗曼蒂克的幻想所收到的实际效果却越来越小。就在战略火箭部队成立的时候，苏联经济已经开始下滑。从1953年以来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势头消失了。赫鲁晓夫曾经夸口苏联人的消费会超过美国人，但事实令他的大话不攻自破。在经济领域，非军工产业部门都不景气；农业的垦荒计划在最初的成功之后结果也令人大失所望；赫鲁晓夫限制农民个人副业的那些草率的措施，造成了肉类、牛奶和黄油的短缺。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对埃及的越来越慷慨以及1956年之后迅速提高的对波兰和匈牙利的补贴，都给苏联的经济和预算带来了新的负担。为了“纠正人民的经济生活中严重的比例失调”，苏联政府不得不放弃五年计划的后三年，并宣布了一个新的“七年”计划。事实证明，既要生产枪炮又要生产黄油的承诺，要比赫鲁晓夫预想的还要困难。

与此同时，对新式装备的需求以及各种研发计划都在激增，远远超过了所拨付的资源。1958～1961年，苏联的军工产量增长了一倍多，从占苏联国民收入的2.9%增加到5.6%。事实证明，战略导弹要比赫鲁晓夫原先想的还要费钱。建造发射场和发射井，包括在哈萨克斯坦秋拉塔姆（Tyuratam）的新的巨型综合体以及用于大批量生产战略武器的巨型工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核武器和导弹计划要求建造“保密城市”，要能够吸引最优秀的劳动力并为他们维持高水准的生活。乌拉尔地区车里雅宾斯克附近的斯涅任斯克（Snezhinsk），作为苏联的第二个核试验室所在地，也是其中之一。到1960年时，其人口已达两万。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iarsk）附近的另一座“保密城市”，在1958年开始生产武器级的钚。反应堆和22个车间就位于地下200-250米深的巨大的人造洞穴；该综合体有自己的地铁系统和能够容纳数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以及为之提供服务的高质量的城市基础设施。

鉴于承诺的与能够办到的差距越来越大，赫鲁晓夫迫不及待地想尝试一下他的“新面貌”。他希望在德国问题上取得突破，并利用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大大节约苏联的国防开支。

“新面貌”在柏林的尝试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给美、英、法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在六个月内把西柏林变成“自由市”，要么他将采取单边行动，把西方进入柏林的通道交给东德政府控制。起初，这位容易冲动的苏联领导人准备宣布作为西方列强在柏林存在的基础的波茨坦协定作废，因为西方人违反了这些协定。不过，他意识到这个极端的做法从长远来看有可能损害苏联的外交，于是就把重点放在“自由市”这个想法以及莫斯科可能与东德单独达成和约协议上。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最终期限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一再后延。由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拒绝同意最后通牒中的要求，赫鲁晓夫的这着棋造成了东西方之间的僵局，也称第二次柏林危机。一开始，他的办法似乎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北约在苏联新的压力之下，出现了明显的分裂。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于1959年2月匆忙到访苏联与赫鲁晓夫会谈，公开表示要调解他与艾森豪威尔之间的矛盾。5～8月，搁置已久的有关德国问题的外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最后，艾森豪威尔在7月份向这位苏联领导人发出了访美邀请。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的各项成果，从赫鲁晓夫的角度看是乐观的。艾森豪威尔承认，处于东德腹地的柏林成为一个被分割的城市，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他似乎同意在定于1960年春的四国峰会的框架范围内，重新探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

关于此次冲突的缘由，人们的看法存在分歧。霍普·哈里森认为：“在危机期间一直影响赫鲁晓夫的是他对民主德国的关切，再加上他想通过与西方的成功的谈判去赢得声誉。”其他学者则认为，此次冲突乃是这位苏联领导人为了反击西德与北约的逐渐一体化以及美国的“核共享”计划，是北约主张“率先打击”的核原则引发的，因为这些都威胁到了苏联的安全。有证据表明，克里姆林宫对西德有可能获得核武器非常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