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辽代的一块木头（第5/6页）

1955年，一场冲着梁思成“大屋顶”而来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的批判，愈演愈烈。一篇发表在《文艺报》上题为《梁思成在民族形式问题的错误》的文章写道：“梁思成口口声声是‘对人的关怀’，但他的‘理论’和他的所作所为，都彻底地证明了他根本缺乏‘对人的关怀’。如果有，那只是出于反动阶级的立场，他才把建筑艺术看做是没有阶级性的，才产生了他这一套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复古主义论调，才要我国现代新建的一切建筑物都纹丝不动地向古代反动的宫殿、庙宇、衙署和住宅看齐。”何祚麻曾在《我与自然辩证法》一文中，谈起批“大屋顶复古”之始末。他写道：

1954—1955年间，在我国的建筑工作中，曾经出现一股复古主义的美学思想，亦即片面强调在建筑里要继承民族形式，要求各个新式的建筑上都加上一个“大屋顶”，从而造成经济建设中的一些浪费。毛主席也曾好几次说：“大屋顶”也不好看。这样一种批评建筑学中错误思潮，亦即批评梁思成教授的建筑思想的任务，便交到了中宣部。1955年，在某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部长陆定一同志写了一个条子给彭真同志，请彭真同志负责领导这一批判工作，彭真同志同意了。于是于光远同志便带了我去见彭真同志。彭真同志除了召集有关同志开了一次动员会并做了讲话外，最重要的一个措施便是下令在颐和园的畅观楼里组织了一个班子，大大小小共写出约十余篇的批判文章。其中写得最好，最有说服力的是查汝强同志所撰写的《评梁思成的建筑理论的若干问题》的文章。我也写了一篇《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当时决定先发我写的那篇文章，便刊登在《学习》杂志上。3

心力交瘁的梁思成终于住进同仁医院，成了住在夫人林徽因病房隔壁的“病友”，而林徽因的生命已走到尽头。据梁再冰回忆，1955年3月31日晚上，同仁医院打电话告诉她：林徽因病危。梁再冰立刻赶到医院，母亲已经昏迷不醒。护士把住在隔壁的梁思成搀扶过来，“父亲坐在母亲的床前，拉着妈妈的手放声痛哭。”林徽因追悼会在北京贤良寺举行，气氛低调冷清。亲朋好友送的挽联中，金岳霖语出惊人：“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公墓二区。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把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样移做她的墓碑。墓体朴实、简洁，体现了他们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这年5月27日，梁思成写检讨反思：

我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就开始犯错误了。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到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活动。我写文章、做报告，系统地做学术演讲，并且以我的理论教育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和学生。为了反对美国式的玻璃方匣子，我有意识地搬用毛主席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为了矫方匣子之枉，必须过正地去搞复古主义。我想搞一个学派，以群众的压力来“教育”党的领导同志。我的错误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建筑师，造成巨大浪费。正如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说：连许多共产党员都被我“俘虏”了。正在我暗暗高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全国性的批判对象。使我大吃一惊。我心情非常沉重。4

1956年2月6日，应邀参加全国政协招待宴会的梁思成，托周恩来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转呈一封信，表达了入党的愿望。信中说：“一个多月以来，我内心不可抑制的要求就是不仅仅从外面靠拢党，而要求自己成为党的一个儿子。”“当我知道在今晚的宴会上将得到最大的幸福，将陪同您坐在宴会席的时候，我不能抑制这再生的青年的兴奋……”毛泽东见信甚感欣慰，明确表示支持梁的入党申请。这件事的最终实现，尽管还有两年多的考验过程，但却使梁思成逃过一劫。1957年的“引蛇出洞”，设计师陈占样在“一切以人民的名义”下，被打成右派。由于彭真的出面，梁思成没有成为右派。据说，毛泽东曾问彭真：“那个梁思成保住了没有？”彭真回答：“保住了，按照主席的指示办的。”毛泽东说：“这就对了，他还是梁任公的儿子嘛。”

免遭厄运的梁思成却从此选择了沉默。1959年，梁思成在第19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写了一篇长文《一个知识分子的十年》，文章一开始就说：“1949—1959：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十年！多么幸福的十年。”文中还引述自己写的一首诗：“十年教诲沐东风，东方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