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辽代的一块木头（第3/6页）

1949年9月下旬，林徽因和营建系的十名教师一起参加了国徽的图案设计工作。她为这项设计竭智尽忠呕心沥血。据设计小组成员朱畅中介绍，林徽因曾提出过许多精辟的意见，比如用色要着力精简，要便于雕塑、作证章和钢印与印刷不走样等。“梁先生和林先生以病弱之躯，不辞辛劳带头做方案，并带领大家讨论研究方案……先后做了二三十个正式完成的国徽图案。”

9月30日，梁思成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得以参加这个开国盛典，实在感到光荣与兴奋。当两个月前我设计改造中南海怀仁堂会场时，实在也想不到自己会来坐在这代表席上的……”“我几个礼拜来，整天都在开会……四面八方去拉建筑师来北京，组织公营建筑师事务所，组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企划处，等等，技术工作全由妈妈负责指挥总其成，把你的妈妈忙得不可开交，我真是又心痛，又过意不去，但是工作一步步地逼迫着向前来，紧张兴奋之极。……妈妈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

欢乐还在继续。1949年10月2日，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梁思成领着全家人席地而坐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清华园里，金色的秋风中飘扬着热血震颤的和声。

1950年，林徽因与病中的梁思成商讨国徽图案。

梁再冰曾回忆，“当时常和父母通信，一年后回家，还担心他们的思想和我的有差距，结果发现他们也非常积极。”

新春的鹅黄嫩绿，很快就遭遇一场冻雨。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苏联老大哥看来，也是自己的胜利。对胜利后城市建设和规划，他们天经地义地认为是自己的义务与权利。

作为一个城市规划的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就预见到北京城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必然面临着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发展。为了迎接这个大发展，必须有一个较全面的、有远见的发展规划。承接下北京新市区设计的梁思成有些惶恐，自己是学建筑的，城市规划并非长项，因此请来曾在南京政府内政部营建司担任工程师的陈占祥共同商议。陈占祥曾在英国学习城市设计，两人一拍即合，心心相印。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一起向北京市当局递交了他们草拟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著名的“梁陈方案”）。他们从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方面详加论证，认为从北京的长远发展考虑，应将新的行政中心区放在京城西郊；而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存有众多文化遗迹的古都，应将它完整地保留下来。在梁思成眼中，这座城墙围起的伟大城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杰作。在他组织编制的那份“简目”中，第一项要保存的文物就是整座北平城。

“开辟新区，保护古城”的“梁陈方案”，一开始就遭到否决。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中央就提出要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策略，确定将来的北京除了是政治、文化中心外，还要发展为工业中心。1950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手指着广场以南一带，兴奋地告诉身边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将来从天安门上望过去，四面全是烟囱！”苏联专家团作的《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提出，应把行政机关建设在旧城中心，即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及东西长安街一线上。他们还认为，北京的工人太少，要把北京建成一个大的工业城市，以提高工人阶级的人口百分比。他们反驳了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认为那是不经济的，是“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上书中央，建议保护古城，把中央行政中心另建在北京西郊。

梁思成据理力争，提出把北京行政中心建在旧城会导致大量的拆迁，造成更大的浪费；人们城外居住，城里上班，会造成跨区域的交通问题；北京也不宜大规模地发展工业，应该像美国的华盛顿一样，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1950年5月，梁思成卷入了一场“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他大声疾呼：“城墙不但不应拆除，且应保护整理，与护城河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的计划，善于作用，使它成为将来北京市都市计划中的有利的，仍为现代所重用的一座纪念性的古代工程。”他用诗意的语言描绘：“这应该成为一个全长将近四十公里的这么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环城公园。登上去之后，可以壮阔我们的胸襟，能够休息人民疲劳的筋骨，壮阔他们的胸襟，古老的城墙确实可以担负起新的使命。”“环绕北京的城墙，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不只是为防御而叠积的砖堆，它磊拓嵯峨，是一圈对于北京形体的壮丽有莫大关系的古代工程。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同北京人民同甘共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