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第9/29页）

一些德国人试图同情个体犹太人的困境，因为他们从个人的体验中认为这些犹太人是善良和可敬的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也很少放弃这样的信念：反对犹太人的举措无论怎样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是政府发起的。正如绍尔· 弗里德兰德尔提醒我们，这些观点中的一些依赖于他们对希特勒的信仰，因为对犹太人的同情总是意味着不信任元首道路的正确性。犹太女演员莉莉· 帕尔默讲述的一个小故事，很好地说出了这种超现实主义的观点。她失去了电影合同，因为她是一个犹太人。房东太太同情她的困境，和她一起喝咖啡，表示对她的同情。房东太太说：“因为你不能否认希特勒是一个好人，因此这真是羞愧。你拿你的命打赌，他会让德国再次强大。至于他对待犹太人这件事做得太坏了。”

正如先前所提及的，也许反犹太人偏见最具毁灭性的冲击，是针对不明事理的犹太儿童，他们失去了朋友，被他们德国的同龄人侮辱，受到身体上的攻击，他们不得不忍受疯狂的纳粹教师的侮辱。在希特勒手里逃生的犹太人叙述了陷入困境和遭受羞辱的故事，从被称为“犹太笨蛋”或“犹太猪”，到遭到德国同龄人的殴打。鲁斯· 弗伦德—约阿希姆斯塔尔在德累斯顿的丢勒学校读书，他回忆道：

假期后，学校发生了调整。新的德语教师在西服的翻领上佩戴了万字徽走进了教室。在他前面是一份他深入研究过的学生的名单。然后他提出了一个至今我都记得的问题。我和其他同学一起举起了手。新老师指着我说：“放下你的手。犹太人在德语的课堂上是没有什么事的。”

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是，鲁斯的同学非常团结，也放下了手，拒绝回答问题。纳粹教师停止了教学，跑去找校长报告了这一事件。校长也是坚定的纳粹分子，他将约阿希姆斯塔尔从班上暂时除名，并向其余的学生解释新的政治形势。鲁斯· 弗伦德—约阿希姆斯塔尔再也没有回到丢勒学校。

在纳粹德国的学校，犹太儿童经常被人回避、侮辱，最终被驱逐出去。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讲述了他们在德国教育体制中令人困扰的经历，特别是德国教师卑鄙的行为。马克斯· 费德曼在法兰克福的学校上课，他经常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受到暴徒的羞辱，迫使他采取策略避开某些敏感的地点，但有时他也不得不奋力一搏，他对此并不介意，因为他受到很好的拳击训练。他与德国人的遭遇总体来说是不愉快的，至今他都不记得任何德国人对犹太人在纳粹德国每天的生活困境说过一句同情的话。他强抑泪水回忆着纳粹所给予的无情和残暴，结果是，他作为年轻人大胆地从盖世太保官员的控制下逃了出来，他们围捕了他家的其余人往东方放逐。尽管他的父亲和八个孩子中的四个设法移居到了英国，但是十五岁的马克斯、他的母亲、他的双胞胎弟弟伯恩哈德、他的妹妹艾玛、他的哥哥赫尔曼依然留在纳粹德国。马克斯逃脱后，先在南斯拉夫，后来在意大利加入了游击队，逃过了大屠杀的劫难。除了哥哥赫尔曼逃到了中国，其余的人都在波兰死亡集中营失去了生命。

赫尔穆特· 霍尼希贝格的父母在美因河的贝恩卡斯特尔拥有一家糖果店，他也生动地回忆了在纳粹德国动荡不安的童年，特别是他称作受到儿童诈骗和老师侮辱的事件。他回忆道：他的学校校长在他拒绝行纳粹礼的时候就会例行地敲打他。他在国民小学只待了一年就结束了德国的学业。一天，校长给他一封信，让他交给他父亲，收信人是犹太猪伊萨克· 霍尼希贝格，命令他父亲在学期结束时把他的笨猪儿子带走。年轻的霍尼希贝格像其他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晚期的所有犹太孩子一样，被迫进了各种犹太学校。但是，甚至到那时，德国同龄人对他的侮辱和身体侵害一直在继续。

不言而喻的是，对于许多年轻的犹太人来说，在纳粹德国日常生活的标志是持续的焦虑和压力，其不可预测性使得一切都更具伤害。伴随着许多德国人的共谋，纳粹对犹太儿童施加了无情的心理攻击，剥夺他们的人类尊严和天真。犹太恐惧症在一个是犹太儿童，另一个是德国儿童身上的运作方式，有两个对比鲜明和毁灭性的事例，它们说明了在这个层面上正在发挥作用的心理堕落的深度。一位犹太父亲没有认识到他的儿子怎样承受了教师侮辱性评价的狂轰滥炸。除了一些轻微的羞辱之外，这个教师不许他参加游泳课，在所有的学生面前告诉他：“用你扁平的脚，你可以走进约旦河，但你不能污染德国的水。”然后有一天，儿子向父亲说了心里话：“爸爸，假如你继续强迫我去学校，我就把自己扔到火车下面。”一位犹太妇女无意中听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反应，她当时正在为女儿在糖果店购物。另外一位妇女正在为十二岁的儿子购买一条裤子。店主摸了摸孩子的头发，问他是否希望得到他的圣诞礼物。这个孩子回答道：“是的，非常喜欢，但是我最干净的圣诞礼物是如果把所有的犹太人用棍子打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