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第11/29页）

许多教育、文化、社会、经济的行动也以自发、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一些特别的盛大集会被个人或者专业团体组织起来，为失业的医生或者律师筹集资金。由中产阶级的妇女建立的犹太艺术家救济团体，在私人居所和餐馆里除了为贫穷的艺术家提供施食，还组织讲座和艺术表演。微型的犹太贷款协会提供金融帮助，给工匠和商人小额的免息贷款。银行家马克斯· 沃伯格一直积极地投入到无可匹敌的“德国犹太人援助协会”的慈善工作当中，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德国的犹太人移民海外。援助协会提供各种移民的信息，包括最新的来自海外的消息、专业的咨询、行政的手续、经济的支持。作为一位重要的银行家，他是皇帝的朋友，是汉堡未加冕的金融业国王，是不久成为希特勒政府经济部长希尔马· 沙赫特的朋友，他依然相信他这个阶层的人是特殊的，可以免于纳粹的迫害。但是，当M.M.沃伯格公司不断失去客户，并被许多保险辛迪加所驱逐的时候，被越来越多以前的同事和商业伙伴所躲避的公司的缔造者沃伯格，突然在纳粹德国这个噩梦中醒来。面对纳粹正在计划掌握犹太银行的情报，面对每天对犹太人进行的持续侵犯，面对他为了将犹太人的财产便易地转移到巴勒斯坦正在与之谈判的口是心非的纳粹官僚，沃伯格发誓要尽可能地抢救他自己的和许多犹太同胞的财富。另外，1933年6月，沃伯格也切身地感受到他自己的生命也悬于一线，他八十岁的伯父莫里茨· 奥本海默以及他的伯母自杀，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在纳粹德国没有未来。

对于马克斯· 沃伯格和许多其他富裕的德国犹太人来说，在纳粹统治的早期抢救他们的财产，移居海外依然是可能的。尽管法律限制资金从德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但是转移专家通常成功地帮助他们的客户抢救他们的金融资产。当犹太人的资产似乎是专门用于移民目的的时候，纳粹官员依然准备在现存的法律中弹性地加以处置。1933年9月，经济部、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巴勒斯坦银行达成一个转移协议，据此，犹太移民或者投资者能够以商品的形式，将资本从德国转移到巴勒斯坦。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一互利互惠的协议背后的想法是增加他们的出口；对于犹太人来说则是抢救他们相当数量的财产，并移居国外。尽管各种海外犹太人团体对这一协议表示相当大的反对，包括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团，因为协议对纳粹有利，那时国外对纳粹的联合抵制正被组织起来——但是转移协议使得大约5.2万德国犹太人特别轻易地移民巴勒斯坦。计划移民到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把他们的资金存放到留在德国的冻结账户上。无论何时巴勒斯坦购买德国商品的时候，它必须先支付50％的外汇，剩下的50％从已经移民的德国犹太人冻结账户中扣除。当这些犹太移民到达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从巴勒斯坦转移信托公司收到在德国冻结账户的一半资金，这家公司用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注册。在这一协议的德国一方，是两家私人银行（沃伯格和瓦塞尔曼）帮助的巴勒斯坦托管办公室，它负责监管这一转移协议的实施。

尽管大约有5.2万德国的犹太人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移民到巴勒斯坦，但是许多移民是因为转移协议才成为可能，对于大多数德国犹太人来说，移民是最后的手段。因为，大多数德国的犹太人植根于他们的祖国德国，因此他们认为离开这个国家是绝望的逃离，一些人甚至认为是逃亡，而非自由选择的移民。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其父亲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屠杀，记得他父亲说过：“我为什么移民？并非所有吃的东西都和煮的一样热。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会有什么降临在我头上？我是一个前线的战士，我为我的祖国在西线战斗了四年，我是一个未授军衔的军官，接受过一级铁十字勋章。” 回过头想，这些正常的反应显得幼稚，犯了悲剧性的错误，但在纳粹最初统治的四年是十分正常的。

尽管有大约一万名知识分子、学者、左翼政治家和记者，以及在大企业工作被辞退的专业人士在1933年离开了德国，但大多数德国的犹太人决定等一下，直到暴风雨平息下来。另外，存在着许多移民的障碍：几乎没有国家在大萧条的高峰期愿意接受移民，他们建立了严格的配额，把移民限定给年轻人和年轻夫妇，同时他们要符合接受国家短缺的特殊职业的需要。美国、拉丁美洲、英国管辖地受到农产品物价和原材料物价崩溃的巨大打击，它们建立了对移民的严格限制。欧洲国家同样如此，它们大多数在不同程度上是反犹太人的，为了移民，犹太人不得不灵活应变、富有创造性和天赋，因为他们必须冒险，突破纳粹德国和移民目标国的官僚体制，并很快地适应不同的语言和新的文化行为。正如瓦尔特· 拉克尔所回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国家等待犹太人。”但是，犹太人越来越多地等着它们。拉克尔指出：想移民的犹太人必须掌握整个新的词汇，它充满缩略词、恼人的官僚委婉语和行话，如重组、生存、生成性生存、安全性生存、良善行为证明书、无攻击性行为申明书、出境携带货币量、证明书、宣誓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