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第8/29页）

犹太人最初的反应

开始于1933年4月，到这一年末一直在增加的一系列反犹太人的法律，只是后来在1933年到1939年间颁布的大约400部反犹太人立法的开端。每一个新的反犹太人举措都比前一步更为恶劣，每一个都给伤口再次擦盐，给伤害增加侮辱。犹太人最初的反应，特别是在四月法律出现之后，是以重复出现的综合征为标志：最初是震惊和怀疑（这不可能发生在一个文明社会当中）；接着是耻辱和恶心（我对这个称为我自己的国家感到耻辱）；然后是四处扩散的几乎没有人在意的认知麻痹（我发现走投无路了）；然后是一缕希望之光，事情不会变得太坏；最终认识到犹太人必须组织起来，准备着最坏的结果。

在评估犹太人对纳粹攻击的反应时，我们能够区别个体犹太人的反应和各种犹太组织的反应。许多个体犹太人已经留下了富有启迪性的证词，而这些组织是代表加盟的成员说话。最初的反应普遍是震惊和怀疑，尤其是对任意的暴力行为，对多数旁观的德国人无动于衷的态度，对让人吃惊地认识到德国政府从官方的角度发起了种族隔离，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体现。例如，赫塔· 纳特霍夫不能理解积压在柏林医院里犹太医生身上的侮辱。冲锋队暴徒狂怒地冲进医院，驱逐医生，甚至在他们正在进行手术时。她写道：“我的历史悠久的医院失去了一些最有天赋的医生，病人处于绝望之中，所有的一切都颠倒了。戈培尔先生充满仇恨的演讲，超越了先前以挑拨和说谎的形式存在的任何演讲，人们聆听着，保持沉默。首先是这些杰出的医生和著名的教授，他们对背叛他们的同事做了什么呢？”另一个残酷的打击发生在一周后，她收到了来自夏洛滕堡地方法官的官方信件，通知她必须终止作为妇女咨询事务所首席医生的职位。赫塔· 纳特霍夫是几千个被免职或面临即将被免职的犹太专家之一。扬· 英格· 多伊施克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秘密生活在柏林，因此活了下来，她回忆道：她父亲是一位公立学校的老师，他阅读和研究了普鲁士学校管理当局下发的免职通知中的每一个句子和每一个逗号，他彻底惊呆了。尽管他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但是他被告知他的免职是基于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政治关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埃米尔· 法肯海姆的父亲身上，他在1914年前就是一位执业律师和前线士兵，但是也被免职，因为据信他在1918—1919年间保护过一些共产主义者。英格· 多伊施克龙的父母得到了还没有受到新法律影响的犹太朋友的安慰：一些解决方案将会让他们脱离悲惨的生活。

当然，这样的希望是很少实现的，因为现存的反犹太举措中的暂时让步或者漏洞很快就被去除了。维克托· 克伦佩勒在提供自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老兵的文件上经历了相当大的麻烦，之后他收到了暂缓免职的通知。他在越来越不可能的条件下继续教学，学生在流失，同事也躲着他。他得到越来越多的关于其犹太朋友、亲戚和熟人的坏消息。克伦佩勒的感情在受伤的骄傲和道德的愤怒之间变化，随后出现的是无望和绝望的态度。1933年5月13日他自问道：“这种精神错乱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

贝拉· 弗洛姆继续为乌尔施泰因的报纸写社会专栏，继续着她繁忙的社会日程，她自问道：“整个国家都处于恍惚的状态吗？”弗洛姆、克伦佩勒和其他犹太人都拥有广泛的熟人圈子，都洞悉到占据优势地位的舆论。他们不仅为普通德国人对正在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情的无动于衷感到震惊，而且对德国人在发泄他们反犹太人偏见时所展示的轻信和十足的愚蠢感到害怕。例如，弗洛姆发现接受以下一点是困难的，即许多德国人，包括希特勒在内，都相信犹太人可以用一种特殊的体味来加以辨认。在参加一次希特勒也出席的官方庆典时，弗洛姆嘲弄帝国总理府主管海因里希· 拉默斯说：“你的元首一定得了感冒。”当被问及为什么的时候，她回答道：“据说他在十英里之外就能闻出一个犹太人，不是吗？显然今晚他的嗅觉没有发挥功能。” 赫塔· 纳特霍夫的一位病人是容易轻信上当的年轻女士，上班时被告知任何与犹太人发生性关系的人都可能不能再怀有雅利安孩子之后，哭喊着冲进她的诊所。“我不得不对这个原始动物说，让她最终确信这一断言是愚蠢的。” 纳特霍夫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这个女孩因此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说：“亲爱的医生，我已经打开了煤气阀，但是在最后一刻跑到你这儿来了。” 纳特霍夫想知道，有多少德国人能够跑到能让他们纠正反犹太人偏见的人那里，并且这种纠正能持续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