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第23/29页）

纳粹分子成功地恐吓了两个教会的领导层，使他们处于被动服从的状态，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地毁灭教会，这个目标希特勒一直拖延到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在整个纳粹统治时期，教会一直陷入与纳粹统治者的致命冲突中。它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希特勒的胜利意味着什么；它们不欢迎但是恐惧纳粹对权力的掌握。尽管教会的一些领导人可能最初对纳粹作了一些十分奉承的评论，许多人后来对此深感后悔，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在希特勒那里遭遇到的邪恶。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知道纳粹打算毁灭教会的制度基础，包括它们的政治组织、青年协会和联合会、通信系统。克劳斯· 舒尔德提醒我们：回溯性的指控在道德上始终是容易的，并且希望教会在这个时刻支持犹太人也是不现实的，那时它们自己也在教会政治领域里深深地卷入与国家的冲突之中。没有一个教会的领导人在一个时间段想把自己暴露在两条战线上，也不想成为值得成为基督教殉道者的、激励人的道德楷模，但是这并非必然是胆怯的懦夫行为，或者对其他受苦者故意的漠不关心的表现。事实上，数千位牧师和神学家，包括马丁· 尼穆勒、迪特里希· 伯恩霍费尔、伯恩斯坦· 利希滕贝格、马克斯· 约瑟夫· 梅茨格、阿尔伯特· 里斯特勒、奥古斯丁· 鲁西、约瑟夫· 罗塞恩特、保罗· 施奈德、卡特里纳· 施塔利茨、弗朗茨· 魏曼、特奥菲尔· 乌尔姆，以及其他无数知名或者不知名的，都因为反对纳粹政权受到了迫害，被投送到集中营，遭到杀害。

教会的高层没有公开代表犹太人说话，将永远成为他们记录上的污点。对于天主教会来说这一点尤其真实。最初，希特勒用安抚性的话语，以及关于教会信条和体制不可冒犯性的虔诚宣言，哄骗了天主教会。就是本着这一精神，教会在1933年7月和希特勒通过谈判达成了协定，只是很快就发现纳粹政权在积极地颠覆宗教自由。这促使教皇庇护十一世发布了名为《心怀深深忧虑》（1937）的通谕，在其中，他谴责了纳粹侵犯了协定的条款，破坏了自然法和正义的基础。1938年，庇护十一世请求美国耶稣会的约翰· 拉法格准备一篇通谕，谴责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拉法格过去写过一本名为《跨种族的正义》的书籍，在书中他谴责了美国的种族隔离和强迫症。他起草的通谕名叫《人类的团结》，它大胆地宣言：“对基督徒来说，参与反犹太主义是不可能的。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有权利自卫……但是，反犹太主义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从精神上来看，我们都是犹太人。”不幸的是，这份通谕被传递到耶稣会领导人弗拉基米尔· 莱多乔沃斯基那里，他是一个强烈的反共产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波兰牧师。他没有把通谕的草稿交给教皇，而是把它首先交给了耶稣会的官方机构《天主教文明》期刊的反犹太主义的编辑。当教皇1939年2月10日去世的时候，这份文件才放在他的桌上。他的亲德国的继任者庇护十二世将它束之高阁，消失了三十年。庇护十二世发现他的教会在整个世界受到邪恶的世俗力量的威胁，因此他放弃了道德性，赞同马基雅维里的外交策略，当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威胁引起他注意的时候，他选择了沉默。

尽管有个别的牧师、神学家、修道士、修女的许多英雄行为可以被记载，但是，教会机构在聚集基督徒的友爱、同情、勇气方面悲剧性地失败了。阻止纳粹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犯下难以言表的罪行，友爱、同情、勇气都是需要的。提供祈祷和微弱的抗议，对抵抗纳粹恐怖机器是悲剧性的、毫无效果的，也不能为被围攻的犹太人提供些许安慰，他们需要行动而非言语。

到1938年秋季，犹太人实际上已经从大部分经济活动中被排除出去了。当他们试图去影院、剧场、公共游泳池、酒店、度假地的时候，他们都遭到了袭击。村庄和乡镇都在为自己这里没有犹太人的荣誉而竞争，它们骄傲地推销“没有犹太人”，并且张贴“这里不需要犹太人”的标语。公园的长凳上也清晰地标注了“雅利安人”和“犹太人”。德国的犹太人正在被推入令人惊恐的、阴暗的、充满巨大危险的“无人之地”。他们可能没有任何应遵守的程序就遭到逮捕，并被投入集中营。可能因为最无足轻重的理由，他们的财富就被剥夺和没收。他们没有法律的救助。1938年8月下旬，马克斯· 沃伯格乘船前往纽约，再也没有返回德国。贝拉· 弗洛姆在9月初离开德国，在比利时边境，一个德国海关官员发现她是犹太人，他喊她是“犹太婊子”，剥夺了她值钱的东西，并要她在获得自由之前必须签署一个口供。罗伯特· 维尔施不久之后离开德国前往华沙，后来是巴勒斯坦。在约翰· 迪佩尔的《火轮下》描述的六位德国犹太人，其中五位逃离了纳粹德国。只有莱奥· 贝克留在德国活了下来。他后来说道：“当我成为德国最后一位活着的犹太人的时候，我将离开这里。”对于数千名其他犹太人来说，逃离的时间已经失去。陷阱已经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