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第21/29页）

四年计划的负责人戈林得到了内务部、外交部、经济部和纳粹恐怖机构的支持。在吞并之后，他协调指挥了系统的对犹太企业的攻击。3月28日，戈林在维也纳的演讲中宣布，企业和商业行为的雅利安化必须开始。一个月后，也就是4月22日，内务部发布了一个法令，禁止用雅利安人的名字或者管理层来掩盖企业的犹太人所有权的行为。四天后，也就是4月26日，内务部宣布当财产价值超过5000马克的时候，犹太人必须注册。犹太人财产的注册接下来就使得确认能赚钱的企业成为可能，并把它们作为掠夺的目标。德国的银行很快发现它们能够通过掠夺收获丰厚的利润。它们把自己作为中间人，把买家和卖家聚在一起，并且收获双份利润：首先是从它们已经借给买方的贷款中获取，其次是从接下来它们引导的与雅利安化的公司的商业交易中获取。这些银行也消除了它们的犹太竞争者，如布雷施罗德公司、沃伯格公司、瓦塞尔曼公司。从1938年4月到这一年的11月，4000多家企业被雅利安化，几乎成为“大规模的企业掠夺”。小偷以小规模的方式，大偷以大规模的形式。大鲨鱼们的首领是戈林，他在国家利益的遮挡下掩盖了自己贪婪的动机。这些大鲨鱼包括一些德国主要的工业巨头，比如克虏伯、蒂森、基尔多夫、弗里克、I.G.法尔本。这意味着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当中，失衡地给富人带来利益，而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没有对他们生活标准的提高做出一点点贡献。

1938年夏季，人们发现了又一波官方协调组织的反犹太人行动。6月9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慕尼黑主要的犹太教会堂被拆除。纳粹党的官员煽动暴民在维也纳、柏林和其他城市街头向犹太人实施暴力，继而逮捕了数千人，然后把他们送进集中营。这是这个政权“六月行动”的一部分，6月15日，这一行动达到了高峰，当天逮捕了1500名“先前认定有罪的”犹太人，他们被送进了集中营。一些纳粹党的激进分子，其中特别著名的有维也纳的纳粹党大区领导人奥蒂洛· 格罗博科尼克，他后来成为大屠杀的关键人物而变得十分有名，宣布导致“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的极端步骤即将到来，并警告可怕的结果将降临到依然和犹太人做生意的德国人身上。不久将离开德国的贝拉· 弗洛姆被她在德国看见的情景震惊了：恶毒的暴力行为尤其针对犹太人的零售小商店，它们的窗子被砸碎，它们的商品被扔到街上到处都是。“当十来个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砸碎一家小珠宝商店的时候，我们正准备走进去，他们挥舞着屠宰刀叫嚷着：犹太贱民下地狱去！房子是苏台德德国人的。”在商店里，她看到其他男孩正在打碎玻璃架子和柜台，用力将闹钟、便宜的银器和其他小玩意扔给外面的同伙。一个矮小的男孩手指上戴了好几个戒指，口袋里塞满了抢劫品，然后转过身去，对店主的脸上结结实实地掴了一巴掌后离去。店主告诉弗洛姆，他夫人最近才去世，逃过了这一劫，他对此很高兴。她两位朋友开的另一家商店也被砸了。第二天她带了些食物给这一对夫妇，她发现在被砸的店里有两口棺材：这对夫妇在夜里已经自杀了。

犹太人处于纳粹机构和街头暴民的交叉火力中。纳粹的官僚设计了越来越多的方法来确定、注册、掠夺、勒索犹太人，并把他们驱逐出境。犹太人被禁止改变他们的姓名，以防止他们掩盖他们的犹太人出身。他们必须持有表明犹太性的证明文件。除了伤害，还有侮辱，纳粹官员明确要求犹太人只能持有官方已经认定为犹太人的名，同时所有犹太男人必须加上“以色列”的中间名，所有犹太女人必须加上“莎拉”的中间名。从1937年秋季开始，护照受到有效地限制。除非出于移民的目的，新的护照不再发放。1937年10月，所有犹太人的护照被政府收回，仅仅允许移民这一目的，重新发放印有犹太人首字母的护照。

这些加速的反犹太人举措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它们必须在发生于国际舞台的更大行为背景下加以审视。1938年夏季，希特勒在苏台德地区激起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危机氛围。德国的报纸和广播电台以歇斯底里的言语谈论捷克人对可怜的苏台德人犯下的可怕暴行。希特勒私下已经决定给予捷克人以彻底打击，不是他需要苏台德的德国人，他们的悲哀在他的政治日程表中排位较低，而是因为他需要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向东方扩张的跳板。愤怒的外交行动导致了慕尼黑的绥靖协定，并显示了在苏台德问题上西方对希特勒的妥协与犹太人问题上西方的妥协之间紧密的关系。正如西方大国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们进行谈判，忽视和出卖他们关键的国家利益一样，他们也越过犹太人的领导，忽视他们所面对的来自纳粹的致命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