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魏玛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19/25页）

在1932年，犹太教士阿尔弗雷德· 维纳在《中心协会报》（1932年7月24日）采用了以下提问式的头条标题，希望他的读者对纳粹的危险予以警觉：“一个计划或煽动的实现：一个希特勒的多数派会干些什么？”维纳间接地警告他的同胞犹太人：“假如第三帝国到来，那么我们将告别正义和繁荣，告别公众精神和自由事业。”

阿尔弗雷德· 维纳是代表德国犹太人的、最大的保护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名字叫“犹太人信仰的德国公民中心协会”。它成立于1893年，是第一个明确与犹太恐惧症作斗争、保护犹太人公民权、推动德国犹太人自我认同事业的犹太人组织。在战后的年代，中心协会的成员在6万和7万之间波动，占德国犹太人总数的14％。但是，中心协会宣称它代表几乎90％的德国犹太人。其后的推动力主要由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记者、作家、商人）和学生当中的社会积极分子组成。协会也出版自己的报纸，最初叫作《在德意志帝国》，后来它与《德国犹太人报》合并，重新命名为《中心协会报》。在垂死的共和国疯狂的战役期间，中心协会出版了数以百计的图书，分发小册子，组织公共论坛，旨在启蒙德国的公民，告诉他们真正的生活和德国社会中想象的犹太人是相对立的。中心协会一次又一次地记录犹太人对德国社会所作的贡献，驳斥了犹太人的对手散布的有关犹太人的谎言，它们包括从对《塔木德经》、祭祀杀婴、阴谋计划的扭曲，到对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笨拙行为的谴责，范围极广。为了驱散犹太人对德国不忠的谴责，阿尔弗雷德在1930年一次犹太人抗议集会上尖锐地主张：“假如授予德意志精神诺贝尔奖，德国的犹太人就是接受者。”

除了发动公共启蒙运动的计划，中心协会还试图通过德国的法律制度发挥作用，以保护犹太人的权利和名誉。中心协会的律师采用了对付个人和宗教诽谤的《德国刑法典》第130条、第165条，获得了一系列抵制公然的犹太恐惧症的成功。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恐惧症出版家特奥多尔· 弗里奇，以及处于领导地位的纳粹分子约瑟夫· 戈培尔、格雷戈尔· 施特拉塞尔、罗伯特· 莱伊、卡尔· 霍尔茨、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都因为诽谤犹太人而受到小额罚款。正如先前所显示的，德国的法律制度掌控在保守主义的法官手中，他们不喜欢民主共和国，经常站在它的死敌一边。这一法律制度多次在其决策中显示了公然的反犹太人偏见。尽管法律认为“公开地诽谤以宪政的方式建立的政府”是犯罪，但是1923年最高法院认可这样的轻蔑用语“犹太人共和国！耻辱，犹太人共和国”，因为“德国新的法律和社会秩序明显是由德国犹太人和外国犹太人带来的”。这一法律制度因此是一把双刃剑，更何况它经常慷慨地给在公开场合穷凶极恶的纳粹分子提供发布偏见的论坛。

第二个代表德国犹太人的保护性组织是“犹太人前线战士国家联盟”，它于1919年2月8日由40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犹太老兵创立，其领导是莱奥· 勒文施泰因上尉，他在战争期间因为发明了一个声呐装置而十分有名。这个组织最初的目的是保卫犹太士兵的荣誉，以抵抗犹太恐惧症的指控，即犹太人是胆小鬼，他们逃避兵役，尤其是前线的兵役。尽管该组织从官方的角度试图避免卷入德国犹太人国内的宗教活动，但有几次记录表明，它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分裂行为，因为这些分子威胁要将德国犹太人从他们的祖国分化出去。这个国家联盟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保守的组织，一直避免采取好战的策略，除了几次犹太老兵遭到了明显的诽谤。例如，它起诉了希特勒的导师迪特里希· 埃卡特，他公开吹牛说他将给人1000马克，只要这个人能够证明一个犹太家庭送了三个儿子去前线至少三个星期。国家联盟提交了几十个人的名单，把埃卡特告上了法庭，让他付清所有金额。但是，这样的成功是稀有的，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从数量来说，国家联盟大约有3万会员，1.4万年轻的追随者，360个地方办公室，一个名字叫《盾牌》的核心期刊，它是一个微小的但组织良好的联盟。

另外一个有着强烈的保守主义观念的保护性组织是民族主义德国犹太人联盟，由先前是德国军队的预备役军官马克斯· 诺伊曼在1921年建立。这个组织追随它领导人的信念，即反犹太人偏见来自犹太人和德国人不同的看法。假如是这样的话，犹太人因此必须证明他们和德国人一样是忠诚的、爱国的、民族主义的。诺伊曼既拒绝犹太复国主义，也拒绝东方犹太人，因为他们强化了疏离的犹太人的传统否定性形象。他忠告德国犹太人不要再做半个德国人，而要做百分之百的德国人。最初，诺伊曼因为纳粹分子的民族主义信仰而对他们情有独钟；他甚至还试图和纳粹分子达成和解，只是后来他发现了每一个犹太组织都最终被迫承认的东西，即纳粹分子不惜拒绝犹太人的支持，因为他们已经将犹太人妖魔化为种族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