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魏玛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18/25页）

弗洛伊德可能把他的知识分子性格归功于他犹太人的自我意识。他对历史的亲近不是其知识分子性格的唯一性质。另外一个性质是他高度发达的、剥去世界幻象的分析能力。在弗洛伊德那里，真正重要的不是外在事件，而是塑造外在行为的心理力量的潜层。换句话说，个人的或者历史的外在事件按照内在心理关系运作。这些内在的、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力量，为外在事件的呈现提供了线索。对过去事情的认识为即将到来的事件提供了线索，这种认识存在于对潜藏的无意识力量的解码和认识。这些无意识的力量抑制了成熟的自我发展，抑制了性欲发挥功能。过去及其抑制的事件为现在和未来提供了答案。尽管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分享了时间的模型，但是他自己的未来的景象是不同的，它传递了悲观主义的预测。马克思在历史自身的进程中世俗化了犹太教—基督教的千年传统。弗洛伊德在另一方面为了逃避历史证据性的记录，没有从历史中采取乌托邦的跳跃。我们只能推测为什么弗洛伊德如此顽固地抵制“最终的”答案，但是可以认为这与他的犹太性、他在心理上对乌托邦理想的抵触、他禁欲主义的气质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他为何最终把生命看作在冷漠大海里漂浮的痛苦小岛的原因，也是他为何避免诱惑去对复杂心理问题提供简易治疗答案的原因。事实上，研究梦的专家建议我们停止做梦的幻觉，而是将自己限定在实现与我们的弱点、局限和天赋可实现的目标上面。

启蒙者弗洛伊德一直想理性地确认这个世界，去除它种种神秘之处，教育个人了解它不变的状态。作为一位禁欲主义者，他在毫无幻觉的情况下工作。这个幻觉就是人能够完善世界，发现如何去治疗痛苦。然而，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他也认识到驱动个人和社会寻找治疗痛苦办法的心理需求。给予这种心理需求以希望不是一种错置，只要它处于我们自身的局限给予我们的限制范围之内。当弗洛伊德思考他的时代问题并认识到从四处正在靠近的危险的时候，他知道，当大众背叛了启蒙运动的计划并进入群体幻觉的时候，启蒙运动派将再次被迫进行防御。纳粹的狂热状态的乌云正在积聚，弗洛伊德预感到仇恨的冲动已经升起，它们不会被轻易地压制，同时太多德国人正陷入的幻觉将导致产生残暴结果的、集体的极度疯狂。

一个人如何面对正在降临的非理性行为？是继续启蒙运动的工作，还是调动自己的力量去作抵抗？抑或是消极和耐心地等待，直到最近的反犹风暴像所有以前的一样自行吹散？弗洛伊德继续进行着他传播启蒙运动的工作，甚至当他的国家背叛了启蒙运动的时候。弗洛伊德具有人道主义基础的科学工作已经播种生根发芽，但是在时空中还十分虚弱，它证明了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共生关系不是一个幻觉，而是具有可以存活的可能性。它之所以中断，是因为启蒙运动的根基还不够深厚，不足以抵挡非理性的猛烈攻击。纳粹运动在德国的胜利是可能的，因为德国人已经失去了理性、爱、同情、相互宽容的人类价值观。

犹太人对犹太恐惧症的反应

犹太恐惧症偏见的积聚，冲击着大多数犹太人的生活，包括弗洛伊德或者爱因斯坦在内，没有人幸免于它的影响。在德国，一个人不可能忽略冲锋队喧嚣和越来越多刺耳的街头暴徒。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暴徒热衷于煽动反犹太人的暴行，在日益衰落的共和国最后的几年，暴行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希特勒和他的冲锋队员相信有蓄谋的煽动；他们的策略被人们描述为公开的挑衅，正如冲锋队的战歌充分显示的那样：

冲锋队员，无论老幼

握紧你们的武器向前，

因为在德国的地界，

犹太人可怕地发动了浩劫。

冲锋队员冒着弹雨走来，

他感到勇气十足，

因为当犹太人的血从刺刀里迸出，

美好时光再次留驻。

纳粹分子的古怪行为可能且经常被德国人和犹太人一笔勾销成吵闹的少数派的咆哮。这些少数派把犹太恐惧症弄成了其政治计划的中心。在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德国人更关注战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后果，而不是犹太人问题。直到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共和国的政治解体，犹太恐惧症才积聚了势头，把自己附着在纳粹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上，继续在德国的公共生活中发挥主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先前所示，甚至在1929年之前，犹太恐惧症在德国社会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危险的含义无疑十分明显，以致德国的犹太人感到有必要调动敌对力量，组织反抗行动。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犹太人一直仔细地观察右翼民族主义团体的行为，尤其是阿道夫· 希特勒和纳粹党。他们非常清楚纳粹计划的要点之一就是，所有犹太人都不是德国人，因为他们在“种族上”不是德国人。注这个要点在1920年2月24日就得到了公开的宣布。当然，在1920年，大多数犹太人不知道阿道夫· 希特勒和纳粹党；但是到了1929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非常清楚他是谁，知道假如他掌权之后，人们从他那里期望得到什么。到1932年，当纳粹党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时，几乎没有犹太人还在怀疑从纳粹党那里将要得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