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魏玛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17/25页）

在离老朽的皇帝签署海量文件、召见来访者的霍夫堡不远的地方，另外一个不同的现实是伯格街19号，因为就是在这里，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革新了心理学，对支撑弗朗茨· 约瑟夫权威的迷信，以及这位皇帝所代表的文化表示怀疑。细想一下这两个人的角色是富有指导意义的，尤其是一个人一并造访了霍夫堡和伯格街19号之后，面前会浮现出老态龙钟的皇帝和负有创造性的天才，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彼此又如此贴近，然而对现实的看法却相距甚远。霍夫堡的造访者会注意到这位皇帝有召见来访者的习惯。他依然可以发现一个古老的讲坛，上面放有记录来访者姓名和他们签名的本子。皇室来访者名单的复本中显示有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的名字，这个复本也能在伯格街19号弗洛伊德博物馆里发现。时间大约可以追溯到1902年，弗洛伊德跟随着一位来访者，接受了“特别教授”的头衔，但这是一个在大学里没有的荣耀头衔。弗洛伊德后来开玩笑地说，好像是皇帝已经正式“认可了性行为的作用，并且内阁批准了梦的解析，或者在歇斯底里治疗中采取心理分析治疗的必要性已经被议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事实上，弗洛伊德已经使得皇帝的权威不再有效，甚至所有的一切都让我们进入了犹太人和德国人共生关系的核心。弗洛伊德看见了幻觉面纱的后面，他走进了它的心理根源。他这样做是在玩火，是从众神那里盗火。他的犹太性在这部戏剧中并没有发挥不明显的作用，因为它提高了他对奥匈帝国普遍的生存二重性以及特殊的文明批判性的认识。当然，他开玩笑说，“对性行为的认识”预示了一场喧闹，但它后来变成了对他的狂怒，因为他散发出一种威胁一个建立在罪恶和侵略之上的文化基础的力量。用犹太—奥地利讽刺文学的恐怖小鬼卡尔· 克劳斯的话来说，这种文化是一种白种人的道德观，它“建造了铁甲船，但却围着处女膜的偶像跳着祭祀舞蹈”。总之，在很大程度上，一个赞扬死亡本能的文化，一个对侵略和死亡崇拜的文化，是不能轻易支持性行为的解放的；进而，这种古老罪恶文化的承继者将组织一切力量去抵御它的诽谤者以保护这一文化，尤其是假如诽谤者的领头知识分子之一是一个犹太人。

弗洛伊德的生活和职业生涯是自我发现的冒险旅程，在其中，他对犹太性的感知构成了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在其中德奥的背景也提供了心理的条件。这些背景给予他一些线索，据此他试图发现解释人类欺骗、痛苦、不快的答案。人们可能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是他与自我欺骗、欺骗他人做斗争的特殊工具；但是，他可能用它来揭开人类痛苦潜藏的（蒙上面纱的）的原因。这是一种历史方法的观点不应该让我们惊讶。弗洛伊德沉浸在一个具有历史并在历史中汲取力量的城市，同时意识到把他和四千年传统联结起来的犹太遗产，他可能会情不自禁地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正如菲利普· 里夫提醒我们的，弗洛伊德一直似乎不仅将现在，也将未来坍陷到过去。知道的东西不是来自新的经验，而是来自回忆的东西。事实上，决定性重要的事件已经发生在过去，要么以人类体验的痛苦和疏离的形态，当它正在进行从原始状态向文明、从自由流淌的性爱向文明的压抑至关重要的转型时；要么以人类成员儿童期承受的个人抑制的形态。在两种形态中，发生在过去和现在的抑制蹲伏在无意识当中。从无意识当中，抑制用它的动力因素创造个人和公共的历史。借助历史的重演，从过去发现这种无意识的知识，是减轻人类痛苦的关键所在。

弗洛伊德对历史悲剧因素的深刻认识——对于他来说，其犹太人的和德国人的背景都可以用来证实——阻碍了他追随乐观主义的道路。换句话说，弗洛伊德认识到，我们只能成为已经成为的东西，而这种认识排除了对激进的变化或者拯救的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弗洛伊德是一位相信历史无尽重演的无条件的悲观主义者。毕竟他是启蒙运动的一个继承人，强烈地相信人类已经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杀手变为人道主义者，但是他也相信人的自我在生物和心理上是没有变化的（固定的）。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两者处于永恒的紧张状态，以致回归到最基本的原始状态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中的常态和日常事务。战争因此是历史循环运动最敏感的部分，因为它来自人原始的、自我维护的、本能的侵略倾向。因此，我们注定和我们的过去一起生活。我们与过去相处到什么程度影响着我们的精神健康。神经衰弱症是无力逃避过去的结果；并且因为我们都不能完全逃避我们的过去，所以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神经衰弱症。尽管神经衰弱症是一个普遍的状态，因而不可能消除，但是它承担的痛苦是能够治疗的，也可能在心理上减轻。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是一位小心翼翼的进化的渐进论者，他相信心理分析可能通过调整我们适应现实来减轻痛苦，它是成熟的启蒙运动的信仰，是启蒙运动通过科学的人文主义对增量进步的希望。作为一位临床医生，弗洛伊德试图把病人从过去的负担而不是过去解脱出来，因为它一直压在他们的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