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魏玛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13/25页）

魏宁格的犹太人的自我仇恨，毫无疑问是他自己人格的病态显现，但是它也以重要的方式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它是强烈的文化偏见强有力地塑造起来的。一种将一系列强有力的骗人把戏制度化的文化迷惑了每个人，包括德国人和犹太人，甚至少数的最强大的成员也不能一直摆脱仇恨的驱使。至于最脆弱的成员则试图以悲哀的方式逃避他们的犹太性，包括仇恨自己，作出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姿态，甚至把自己视同侵略者。犹太的父母有时企图教育他们的孩子以更多“德国的”而非“犹太的”方式行事，灌输给他们孩子所有假定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行为习惯。瓦尔特· 拉特瑙在一篇针对犹太人的、题为《听，以色列》的文章中，呼吁犹太人放弃他们客观存在的性质，成为真正的德国人。他的头脑里这些客观存在的特性除了物质主义的倾向，就是与令人困惑的东方犹太人相联系的习惯和性格。小说家瓦塞尔曼在维也纳生活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这些犹太人是外国人，极度排外，他希望德国犹太人的自我形象不应该受到依然散发着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臭气的、肮脏的流浪汉的消极影响。为了被德国社会所接受，犹太人被其父母和教师进行了服从性训练，变得特别有礼貌、令人愉快、随和，以至于和他们相处是一种快乐。彼得· 盖伊指出，为了取悦邻里的德国人，犹太人模仿的特性是所谓的友善，甚至是夸张的友善，德国人称之为“彻底的友善”。然而，实际上这经常意味的是自卑的自我贬低。这类行为体现了社会上优等的局内人和社会上低等的仆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关系，一种被压迫者使用的奴性的依赖方式，通过打击国民中的一部分人建立他们的自我。

估算有多少犹太人企图逃避他们的犹太性是困难的。这些犹太人模仿着假定是有修养的德国人的行为方式，但是结果变得令人困惑，因而对作为犹太人产生了双重的怀疑。在犹太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这类行为受到相当的鄙视。无论如何，犹太知识分子没有构成一个具有共同观念的、有凝聚力的实体；他们也没有有意识地强调他们的犹太性。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不具备可供识别的家族的相似性。首先，尽管德国犹太人的主体在构成上作为坚定的中产阶级从来不会变得左倾，但是犹太知识分子在其信念中倾向于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尽管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作为左翼好战分子参与了战后时代（1918—1923）的革命暴动，但是他们对激进事业的参与后来逐步地退缩。正如瓦尔特· 拉克尔所指出的，几乎没有犹太知识分子在任何政党中工作；只有一些犹太人积极参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共产党最初吸引了许多犹太人，但是到1931年，在百位当选国会议员的共产党代表中，已经没有一个犹太人了。

假定总体而言的德国知识分子，以及作为部分而言的犹太知识分子，对德国的公共政策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正如先前所提及的，德国的知识分子在共同把智力和权力分割开来方面是有贡献的。他们为自己作为非政治人感到骄傲。结果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德国的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个边缘的局外人阶层。由于在整个政治文化中缺乏工作经验，他们退却到艺术、文学、哲学、音乐等精神王国当中。除了在政治上没有成效之外，犹太知识分子还承受着其他两个倾向的痛苦：他们是一个不信任他们的国家中的犹太人；他们普遍属于政治左翼，并被认为具有激进的政治信念和现代主义的知识信念。事实上，犹太人经常处于先锋派运动的前列，作为作家、艺术家、剧作家以及正在兴起的电影业的领导者，他们构成了表现主义运动突出的部分。他们拥有处于领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的报纸，前面提到过的摩西家族占据了柏林报纸和杂志市场的重要部分。它的竞争对手乌尔施泰因家族甚至更为成功，尤其是在获得了受人尊敬的《福斯报》，并通过期刊、时尚杂志、廉价图书增加了销售之后。许多出版家、编辑、批评家都是犹太人，其中包括塞缪尔· 菲舍尔、库尔特· 沃尔夫、卡西雷尔兄弟、格奥尔格· 邦蒂、埃里希· 赖斯以及马利克的公司。

纳粹分子不断放出谣言：德国的文化正被犹太左翼分子所控制，他们正在用其堕落的信念“污染”传统的德国价值观。事实是：通常是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犹太知识分子落入右翼批评家的手中。他们专门夸大一些著名的犹太激进分子的重要性，并用同样激进的刷子抹黑大多数犹太人。犹太人颠覆的伪概念被一些犹太作家不经意地强化。他们公开责难他们所认为的在德国文化中是毁灭性的东西。库尔特· 图霍尔斯基是著名的犹太讽刺作家，他倾泻了一连串恶毒的文章论述德国人生活的弱点，结果形成了对犹太文学界的成见。他的对手控诉他是不爱国的人，而他冷漠地对这样的批评置若罔闻。他说：“我可能正在背叛的国家不是我的国家；这个国家不是我的国家；这个合法的秩序不是我的合法秩序。我对它旗帜的色彩无动于衷，我对它受到地域限制的理想无动于衷。在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背叛的，因为没有人相信我做的任何事情。”1928年，他公开表述道：“假如对保护和平似乎是有必要的话，德国军队没有任何秘密我不能告诉另一个外面的强国。我们是高级的叛国者。为了支持我们热爱的祖国，为了和平和我们真正的祖国——欧洲，我们背叛了一个拒绝我们的国家。”作为一位世俗化的犹太人，图霍尔斯基正在逃避其犹太性，进入知识分子的理想，他将自己的过去变成新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具有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念的、世界主义的欧洲公民。他说的话是这个意思吗？它是对他的德国人和犹太人角色的双重拒绝吗？或者仅仅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姿态？也许都有，因为图霍尔斯基是一个深深分裂的、令人恼怒的牛氓，他最终发现自己无法逃避真实的过去，在瑞典的一家旅馆的客房自杀。图霍尔斯基是几位杰出的犹太知识分子之一。他为左翼最有影响的期刊《世界舞台》写作。其他与该刊有联系的人包括卡尔· 冯· 奥西茨基，他是一位期刊编辑，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也是纳粹暴行的受害者；以及恩斯特· 布洛赫和瓦尔特· 本雅明。这些作家的观念和信念证明了以下陈腐的判断是虚假的。这一判断控诉他们是好战的激进分子和危险的颠覆者。事实上，他们是善良的改革者，他们承担了所有被压迫者的事业。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弱点，是许多没有政治经验的世界改进者的弱点：倾向对真实的或假定的非正义的过度反应，为人类拯救提供全面彻底的蓝图。图霍尔斯基和他的批评小团队，是内心深处没有幻想和疏离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不能原谅德国人，因为德国人认可的东西是对他们遗产较好一面的背叛，它包括一度被认为是一位文明的德国人标记的文化信念：在大世界主义（欧洲的）的框架中对国家强烈的骄傲，对启蒙运动人类价值观的信奉。当针对共和国的反民主压力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加强的时候，当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在审视一个根据他们的判断已经背叛了它更好一面的社会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再次感到自己越来越像局外人了。